文/李玉兵

我终于站在了湘西永顺这条名为“泽溪”溪边。芭茅草还在，茂盛得几乎要遮住整条小溪。四十多年前的那场惊心动魄，如今只剩溪水潺潺。可当我伸手抚摸那些修长的叶片，指尖传来的触感依然让我战栗——我似乎还能触摸到那个七岁孩子坠楼时被温柔接住的身体，我仿佛还能触摸到大舅妈搂着我时那急促的心跳。

大舅妈是个文盲苗族妇女，身高不足一米五，站在人群中总是最不起眼的那个。可在我心里，她却高大得需要时时仰视。她的一生，就像一部用苗绣针法写就的温暖史书，每一针每一线，都绣出了让人尊敬与爱戴的图案。

记忆里最先浮现的，总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关于父母“借粮”的往事。每年夏秋之交，青黄不接时，母亲几乎就和父亲，每人挑着一担空箩筐，徒步从百里外的大庸县的尧湾柏杨坡来到邻县永顺县润雅乡润雅村的大舅家。那时的农村，谁家都不宽裕。可大舅妈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她总是默默地走进储藏粮食的屋子，把稻谷、土豆和玉米装进箩筐，装满了，还用手压一压，再塞进去一些。父亲生前常说：“你大舅妈装粮食的样子，像是在给远行的孩子准备干粮，生怕少装了一点，孩子就会在路上挨饿。”父亲去世前，还在我们姐弟耳边反复叮嘱：“要记得大舅妈的恩情，要善待她老人家。”

如今回想，大舅妈慷慨给出的，何止是粮食？那是一个农村妇女在最艰难岁月里，依然保持的善良与慈悲。

而大舅妈给我的爱，更多是织在了一双双千层底布鞋里。每年春节去拜年，临走时，她总会在我背篓里偷偷塞上一双新鞋。那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像极了苗族刺绣里最繁复的花纹，每一针都倾注着她的心意。夜晚的煤油灯下，她纳鞋底的身影被放大在吊脚楼的板壁上，随着针线的起落轻轻晃动，像一场无声的皮影戏。我后来才知道，做一双千层底，要经过打袼褙、切底、包边、纳底、捶底十几道工序，一双鞋要纳上好几千针。而大舅妈不仅要给我们这些外甥做，还要给一大家子人做。现在想来，那双粗糙却温暖的手，为我们编织的何止是一双鞋？那是一个物质匮乏年代里，她能给予的最体面的呵护。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从大舅家吊脚楼摔下的那个夏天。

二楼楼梯走廊间，几个表哥因为天下暴雨不能在外疯玩，于是聚在一起下五子棋，我凑在旁边看得入迷。不知是谁碰了谁，我突然身体一仰，从栏杆的空隙中翻了下去。时间在那一刻变得无比漫长，我听见表哥们的惊呼，看见天空在眼前旋转，接着身体却被什么柔软而坚韧的东西接住了——是平日里不起眼的、溪边那的丛茂盛的芭茅草。事后大家发现，那丛芭茅草就长在溪流的边上，而那溪流里满溪的滚滚山洪，正咆哮着呼啸而过。

大舅妈和大舅几乎是飞过来的。她一把将我紧紧搂在怀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剧烈的心跳，像受惊的鸟儿撞击着胸膛。直到那时，我才“哇”的一声哭出来，不是因为腿的骨折，而是那种劫后余生、被深深爱着的委屈与感动。

晚上，她杀了一只只有过年才舍得宰杀的公鸡，炖了浓浓的一锅汤。香气飘满了整个吊脚楼，她却严肃地告诫刚才因为没有保护好我而莫名挨了一顿揍的表哥们：“这是给毛娃（我的乳名）压惊的，你们谁也不准吃。”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这只鸡几乎是一个家庭最珍贵的财产。可大舅妈毫不犹豫地把它给了我，就像她毫不犹豫地把粮食分给更需要的人。

后来母亲来接我，大舅妈又把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塞到母亲手里。母亲推辞，她只说：“毛娃受了惊，要补补。”那只母鸡在回家的路上不停地叫，像是在诉说着大舅妈说不出口的牵挂。

小学毕业那个暑假，为了凑学费，父母把我和三姐送到大舅妈家找活干。她把我们送到二表哥做工的四方界茶场。那是个云雾缭绕、风景秀美的地方，茶场边有股泉水，甘甜清冽。整个夏天，我们就在茶香和泉水的甜味中采茶。茶场缺菜，周围开满了黄色的小花，花上有小虫。大舅妈笑着说：“这里没有肉，就用黄花加小虫招待你们。”那时的苦，在她的话语里变成了有趣的冒险。

可命运似乎格外残忍地对待这个善良的女人。

包产到户的第二年，大舅就因病去世，留下她和五个孩子。中年丧夫的痛苦还没有消散，晚年又接连失去两个儿子——二表哥得肝癌匆匆离世，不久，四表哥又溺水身亡。

我记得四表哥走的那天，大舅妈正在油菜地里干活，突然胃病发作，吐血晕倒在地里，很久才被人发现送到就近的永顺石堤西镇医院。我们在四表哥的丧事办完后齐齐去医院看望她，她虚弱地问：“老四怎么这么久都不来看我？”进病房前，大家统一了口径，说等她身体好些了再慢慢告诉她，暂时瞒着她，就说四表哥出差了。这一瞒就是半年。

当再也瞒不住时，我已经不记得我当时是怎么向她透露这个噩耗的。只记得她听完后异常平静，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地说：“我这一辈子经历的磨难，已经流干了眼泪。眼前只剩下生命的顽强，只能努力地活着。”

带她去四表哥的墓地时，她一下子瘫软在地。可她没有哭，只是用手一遍遍地抚摸着冰冷的墓碑，像在抚摸最疼她的幺儿温热的脸庞。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眼泪已经流干”——不是不悲伤，而是悲伤太过巨大，已经超出了眼泪可以表达的范围。

就是这样一个被命运反复捶打的女人，内心却蕴藏着惊人的文化宝藏。她虽然不识字，却能出口成章。她唱的《祝寿歌》，从“一拜寿星，福如东海长流水”一直唱到“九拜寿星”，歌词里满是彭祖、张果老、蟠桃会这些民间传说，最后还要送上“摇钱树”和“聚宝盆”，祝福“家发人也发”。

更让我惊叹地是她那些信手拈来的谜语。她说谜语时总带着永顺那特有的腔调，从而把日常熟悉的生活编成一个个生动的谜面：

“头戴白帕姜子牙，口吐红珠樊梨花，身穿青衣关成子，脚踏莲花是哪吒。”——谜底是薄荷。多么精妙的比喻，把一株普通的草药形容得如同神话人物般传奇。

“爹妈生它弟兄多，先生兄弟再生哥，大事大来兄弟挡，小事还要请哥哥。”——谜底是牙齿。她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出了生命成长的奥秘。

“对门山上一笼草，十头黄牯七（吃）不了。木匠过一路，篾匠才捉到。”——谜底是虱子。连这样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虫，在她的描述里都成了一个需要智慧才能破解的谜题。

这些谜语，是她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她传承文化的方式。在她口中，万物有灵，生活处处是诗意。一个文盲的农村妇女，却拥有着如此丰盈的精神世界。她用数十条谜语教会我观察生活，用这些古老的智慧滋养我成长。

大舅妈叫梁必凤，丙子年农历四月十二日出生于润雅乡云南溪，乙亥年农历八月初四病逝于润雅乡润雅村，享年八十四岁。如今，大舅妈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多年，可每当秋风瑟瑟，月挂梢头的夜晚，我总会想起她。想起她装粮食时专注的神情，想起她纳鞋底时煤油灯下的侧影，想起她搂着我时急促的心跳，想起她说“眼泪已经流干”时的平静。

她的一生，就像她谜语里说的：“天晴又天阴，落雨满天星。”——看似矛盾，却是最真实的人生。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却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目不识丁，却拥有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

我常常想，大舅妈给我的，到底是什么？是饥饿时的粮食？是过年时的新鞋？是受伤时的鸡汤？都是，又不全是。她给我的，是一种生命的底色——无论遭遇什么，都要像溪边的芭茅草一样，柔软而坚韧地活着；无论多么贫穷，都要保持慷慨与善良；无论是否识字，都要用心灵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与智慧。

月光洒在溪水上，波光粼粼，像是大舅妈纳的千层底上密密的针脚。那从吊脚楼上摔下的孩子已经年过知天命之年，而那丛救了我的芭茅草，依然在溪边茂盛地生长。生命如此脆弱，却又如此顽强——这是大舅妈用她的一生，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事。

酒杯斟满，思念无休。大舅妈，您知道吗？您虽然不识字，却是我人生中最厚重的一本书。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轻轻翻开，在您温暖的文字里，找回继续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