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未名湖

这是腊月二十三，土家小年的夜。窗外飘着细雪，灶台上刚出锅的启炸豆腐正滋滋的冒着热气，满屋飘香。我正与几位旧日同窗围炉夜话，说到人到中年的种种，都不免有些唏嘘。财会系的丰同学指着自己鬓角说：“看看，当年熬夜算账都不见一根白的。”英语系的王同学接话：“如今女儿一道二次函数，就能让我愁出三根新的来。”众人都笑，笑声里带着认命的释然。

忽然，一阵又急又重的敲门声响起，像块石头砸破了满室的温馨。“是二叔。”妻轻声说，手里的茶壶顿了顿，“该不是板车又惹了麻烦？”话音未落，八岁的小女林悦早已从沙发上跳下来，拖拉着兔头棉拖鞋，欢呼雀跃抢着去开门。

门开处，二叔带着一身寒气站在那儿。花白的头发上落着未化的雪珠，黝黑的脸上冻出两团高原红。他搓着手，呵出的白气在灯光里缭绕：“没、没打扰你们吧？”那双粗粝的手上，裂痕纵横如干涸的土地。

二叔是个板车夫，今年五十有三了，依旧是孑然一身。

关于他的故事，我是从祖母那里听来的。三岁那年，一场风寒把他送进镇里的医院，链霉素打过量了，从此脑子的生长就缓慢了下来。可偏偏是这个混沌的人，心里却揣着最清晰的梦——要做个城里人。

三十岁那年，他背着蓝布包袱从山里走出来，在县城落了脚。这一落，就是二十三年。他捡过破烂，每天天不亮就背着蛇皮袋穿梭在巷弄里，把别人丢弃的瓶瓶罐罐当作宝贝；他当过泥瓦匠，常常是顶着烈日一刀一刀地抹着水泥。他最多的还是拉板车，从城东到城西，从清晨到深夜。

我常在梦醒的清晨里，耳边似乎还回响着他的板车声。那是种特别的声音——旧轮轴吱呀作响，像在诉说着生活的重量；脚步沉重而均匀，一步一步丈量着这座小城。有年冬天特别冷，清晨去送女儿上幼儿园，我看见他蜷在邮电局门廊下的板车上。他身上盖着一件薄棉衣，只露出冻得通红的鼻尖。他起得那样早，只为期待寒冬日子里那不确定的第一单薄薄的生意。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他不是在生存，而是在修行，用最笨拙的方式去修一个城里人的正果。

因着这份潦倒，他在我们家族里始终抬不起头。还记得，十二岁那年初中一年级，我英语考了六十多分，父亲把试卷拍在桌上：“再不用功，长大就跟你二叔一样！”那时我心里泛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既委屈，又莫名地愧疚。

直到我大学毕业后在县城安了家，与二叔的来往才真正多了起来。他的出租屋我也去过多次，在城南的南门峪街道最旧的一个巷子里。那是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子，没有窗户，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墙上贴了一两幅捡来的旧挂历，花花绿绿的，算是给灰暗的生活添了点颜色罢。第二次去看望二叔时，是前些年的一个冬天。二叔为了一趟运输能多捞些收入，那天他的货运板车超载了。下坡时，因刹不住木板车轮毂，他在县物资局陡坡路段翻车了。腿部受了很严重的伤，他连生活起居都不能自理。那时，他的腿伤未愈，又接连患风寒感冒，正发着高烧。他躺在用砖头垫脚的木板床上，脸色枯黄干瘪得像霜打了的干茄子。我和一同去的姐姐给他换了药，也购置了一些营养品。这时，他忽然强撑着坐起来，用他那双粗糙得像松树壳的手拉住我的手腕。良久，他忽而说道，“侄儿，等我伤病好了，还要换个新板车。”

那一刻，我心头一颤。忽然觉得，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其实远不如我这个看似混沌、粗糙、无能的二叔这般勇敢。

转机出现在三年前。县城创建卫生城市，所有板车都要统一管理。二叔不仅领到了牌照，还参加了培训班。结业那天，他拿着盖了红印的证书，在我工作的新单位，县政府门口站了很久，像捧着一份沉甸甸的荣誉证书。

自那以后，他来我家的次数明显多了。每次都挑晚饭后的时间，说是不打扰我们休息。进门总要先问：“要脱鞋吗？”得到允许后，才小心翼翼地踩上地板。他那件褪色的中山装像个百宝箱，常变出些小惊喜——有时是几颗水果糖，有时是印着卡通人物的贴纸。小女儿最喜欢他来的日子，因为二爷爷的口袋里永远装着一丝神秘和些许小快乐。

去年秋天，我换了新手机，把旧的那台给了二叔。他激动得像个孩子，当天就去办了卡，站在营业厅门口给我打了个电话：“侄儿，听得见吗？我是二叔！”从那以后，他接活的方式也变了。以前是蹲在街边等，现在会主动打电话：“张老板，今天有货要拉吗？我的车空着呢。”虽然十个电话有九个落空，但他却依然乐此不疲。

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他开始注意衣着，常把那双解放鞋刷得发白；说话时会斟酌词句，虽然还是不太流利；最让我惊讶的是，他居然在学写字，用我女儿用剩的拼音本，一笔一画地描摹着“天、涯、若、比、邻……”。

两个月前，建材市场的王老板随口说了句：“都用上手机了，不印盒名片？”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二叔为此琢磨了好些天，终于在上周给我打电话，吞吞吐吐地问能不能帮他设计一款名片。我因那段时间刚刚调整了工作岗位，有些忙，便也在忙忙碌碌中渐渐淡忘了此事。

今晚，他就是为这个来的。

送走同学后，他还在门口等着。雪下得更大了，他的肩头还是一遍雪白。“侄儿，”他从怀里掏出个塑料袋，层层打开，露出一叠崭新的名片，“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接过来。米白色的卡纸，质感意外的好。隶书端秀：“板车货运”四个字下面，是他的名字“蔡云龙”，还有那串我熟悉的电话号码。最让我惊讶的是，右下角还印着一行小字：“准时守信，价格公道”。

“这是……”

“你家小丫头林悦帮我设计的，到政府旁边打印店聂老板那里制作的。”他不好意思地搓着手。他又说，“做生意要本分，这八个字最实在。”

我端详着这张名片。它太普通了，普通得就像二叔这个人。可握在手里，又觉得沉甸甸的。 这哪里是名片，分明是一个小人物用了大半生，才为自己挣来的身份证明。

“很不错。”我把名片小心翼翼地收进上衣口袋里，“留着，单位有活就叫您。”

他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菊花。临走时，他特意挺直了总是微驼的背，步子迈得稳稳当当的。

我站在窗前，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雪夜中。远处的广场上，庆祝小年的烟花正在绽放，一朵接一朵，把夜空装点得绚烂夺目。街边的面馆还亮着灯，老板娘正在收拾桌椅；物流快递站的小哥刚送完最后一单，呵着气暖手；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白炽灯明亮如昼，照着匆匆走过的夜归人。

这座小城睡了，又醒着。在它的脉络里，流淌着无数个二叔的故事。他们平凡如尘，却让这座城市变得真实可亲。忽然想起二叔常说的话：“城里好啊，到处都亮堂堂的。”

是啊，亮堂堂的。不仅因为路灯，更因为每个追光的人，自己活成了一道光。

雪还在下，轻轻地覆盖着屋瓦、街道和二叔那辆停放在巷口的板车。明天太阳升起时，雪会融化，车会继续前行，载着一个普通人的尊严，驶向下一个春天。（初稿于2006年，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