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未名湖

山路在晨雾里醒过来时，露水已经打湿了我的裤脚。三十五公里，像一卷怎么也拉不完的灰色胶片，每一帧都是相似的树、相似的弯、相似的喘气声。肩上二十斤的负担，一半是书，一半是母亲用土陶坛子装的腌菜——萝卜干、豆豉辣椒、脆黄瓜，密封得严严实实，却总有一丝咸香顽固地钻出来，混进山野的气息里。这味道将贯穿我未来的一个月，就着食堂免费的米汤，一口一口咽下那些函数公式、英语单词、历史年代。

这是三十多年前，我第二次走向那所藏在县城边缘的高考补习学校。前一次的折返，已经让这条路上的石头都认识了我的脚步——它们一定在窃窃私语，议论这个总也走不出去的年轻人。父亲的心思是有形状的：是土瓷酒碗重重磕在八仙桌上的恼怒，是那句“二十岁，该挑家里的梁了”在堂屋里撞击出的回音。我没有争辩。争辩需要底气，而我的底气，正一滴不漏地存在那个腌菜坛子里，要靠它撑过接下来的三十天。

路是最懂得折磨人的。它先给你一段平缓的安慰，然后便是没完没了的爬升。肺叶像破风箱一样拉扯着，汗水流进眼角，刺痛。但我学会了和它谈判：数到葫芦壳悬崖茶马古道的第三百步，就允许自己停下，回头看看来处。那座盘踞在内半县陈家河镇的村庄已经卷缩成一团青灰色的雾，贴在山坳里。那一刻的茫然是巨大的，仿佛刚才所有的攀爬都失去了意义。但只要转过身，路还在前方延伸着，你就只能继续把脚抬起来，落下，再抬起来。

真正的考验是澧水河。第一条河段就在家乡蔡家坪村口，它最温柔，清浅见底，踩着圆润的鹅卵石就能过去。冰凉的河水漫过脚踝，是一种严厉的抚慰。我总在这里多站一会儿，看水流如何不争不抢地绕开石头，又如何在远处汇成一股力量。争是不争，不争是争，老子的话忽然有了具象的注解。那湍急处，反而是最浅的；那平静的深潭，才暗藏着不可测的漩涡。

第二、三条河有了渡船。木船老旧，船帮上浸着深色的水痕。撑船的分别是两个寡言少语的老汉，他们脸上的沟壑纹路很深，像被这河水冲刷出来的。一次两毛。我口袋里通常只有一张皱巴巴的一元纸币，是母亲偷偷塞的。她嘱咐我“该花要花”。但我常常是不容置疑地选择了泅渡。把衣服和书包、坛子托给同路的同学，自己赤条条地扎进河里。那怕是数九寒冬，我亦照常如此。那个时刻水包裹上来，世界瞬间变得简单。记忆里，只剩下划动的手臂、蹬动的双腿，和对岸那片越来越近的草地。水流的阻力是诚实的，你用了多少力，它就给你多少前进。不像命运，有时你拼尽全力，却依然被推回原点。天气好的时候，游到对岸，就索性躺在草地上等太阳把身子晒干。看天上流云匆匆，那份短暂的、一无所有的轻松，竟成了奢侈的享受。

有一次渡河，是在盛夏一个暴雨后的黄昏。潭口古渡码头，河水变得浑浊而暴躁，翻滚着土黄色的泡沫。水太大了，我选择了坐船渡河。渡船在河心里剧烈地摇晃，像一片秋风里的叶子。我一只手紧紧的抱住装有坛子菜的行李，另一只手掌死死的抓住船舷梆子，甚至是指节都发白了。一直沉默的老汉忽然开口，声音沙哑却压过了水声：“后生，莫抓船舷梆子太紧。你越怕，船越晃。望着对岸，莫望脚下。”

我怔住了，慢慢松开些力道。眼睛从那翻涌的、令人眩晕的黄色波涌水面抬起，望向对岸码头那棵熟悉的百年河柳树。船，果然稳了一些。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抵达对岸后，我掏出两毛钱递过去。老汉却没接，用下巴指了指我的书包：“留着买纸笔吧。读书，是好事。”他的眼睛浑浊，却有一种河水般的深沉。我深深鞠了一躬，把那份重量连同他的话语，一起背在了肩上。

在千年码头——南岔最后一条河过完，县城破败的城墙就在眼前。但那意味着另一种“渡”的开始。暑期，为了挣生活费，我得务工去。在桑植一中校门口的县教师进修学校招待所里一家“小龙人”餐馆，我找到了活计。餐馆本小利微，要每天营业到子夜。每天得等最后一批留校补习的学生晚自习课后加餐完毕，或者某位酒客趔趄着离开，我便开始冲刷地面。井水泼在满是油污的水泥地面上，刷子发出“唰—唰—”的单调声响，回荡在空旷的街巷里。清洗着一天的疲惫，也清洗着我纷乱的思绪。然后在并起的三张长凳上铺开草席，这就是我的床。三个半小时睡眠，这是精确计算后的恩赐。

凌晨四点半，闹钟以金属的尖锐刺破梦境。城市还在沉睡，我的战斗已经开始。浸米线，发木耳，熬骨头汤，剁肉臊子。昏黄的灯光下，蒸汽氤氲，将我包围。我背政治，背“物质决定意识”，背“螺旋式上升”，手里的刀却不停，把日子剁得细碎，再重新熬煮。店老板是个心善的胖婶，也是我的亲舅娘。有时会多煎一个荷包蛋扣在我碗里，什么也不说。那蛋黄颤巍巍的，像一颗不敢触碰的希望。

最难熬的是午后那段漫长的空白。阳光斜射进来，光柱里尘埃飞舞，像无数个悬而未决的问号。我坐在条凳上，掏出那些从废品站买来的、边角卷起的试卷和资料。那些铅字有时会跳动、模糊。困意如山倒来，我就用圆规尖轻轻扎自己的虎口。微小的刺痛换来清醒，像渡河时脚底硌到的尖石头，疼。但它却让你知道，自己还在路上。

那一年，高考改革的消息像远处的闷雷，滚滚而来。考纲要变，模式要调。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跋涉太久的人来说，这无异于河中央改了航道。恐慌是难免的。许多同伴的眼神黯淡下去，像风中欲熄的烛火。夜里冲刷地板时，我看着水中自己晃动的倒影，那张年轻却过早刻上倦痕的脸，第一次认真地和自己对话：你怕的究竟是什么？是又一次失败，还是失败之后，再也找不到出发的理由？

答案，在又一次泅渡时，随着身体沉浮，渐渐清晰。我怕的，是停在原地。只要还在向前，哪怕慢，哪怕姿势难看，河的对岸就总有可能抵达。改革的浪头打来，那就调整泅渡的姿势；行李沉重，那就系得更牢。目标从未改变——渡过去。

七月流火天。我第三次走进那个熟悉的、弥漫着石灰水与汗水味道的高考考场。蝉声嘶鸣，笔尖沙沙。作文题是“路”。我没有写什么豪言壮语。我写了那些河，写了沉默的渡船老汉，写了凌晨四点半小城餐馆米粉在清水里如花般苏醒的姿态，写了刷地声中看到的星星。它们那么远，又那么亮，像钉在夜幕上的银色路标。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河水的潮湿与山路的尘土。

红榜贴在校外县印刷厂斑驳的砖墙上，阳光刺眼。我的名字，终于没有出现在“落榜生”的名单里。它蜷缩在专科录取栏的中间，谦卑，却结实。我没有狂喜，只有一种巨大的、潮水退去后的宁静。仿佛一个长途跋涉的人，终于看到了炊烟，第一反应不是奔跑，而是停下脚步，整理一下磨破的肩带和散乱的头发。

开学前几日的午后，去学校转团组织关系的路上，又经过“小龙人”餐馆。舅娘正在剥葱，看见我，咧开嘴笑了：“考上了？”我点点头。她结清了我暑期的务工工资，又麻利的塞给我一张崭新的百元大钞。看着我，她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撩起围裙擦擦手后，又转身从锅里捞出一大勺肉臊子，盛了满满一碗粉，上面卧着两个金黄的荷包蛋。“吃了这碗，前程似锦”，舅娘说。我继续埋头吃，热气瞬间熏湿了眼眶。

这一次回家的路，走得比任何一次都慢。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像个忠实的同伴。返家途中，我一路又一次渡过那五条河。又是潭口古渡口。我怀揣着务工工资和舅娘塞给我的一张百元大钞，心里踏踏实实地坐上了老汉的渡船。他看了看我空了的背包和轻松的神情，依旧没说什么。只是在那天靠岸后，摆了摆手，没有收我的船钱。船桨在水面划出长长的波纹，那波纹一圈圈荡开，久久没有散去。

如今，三十多年光阴如河水般流逝。我坐在书房里，窗外是城市的灯河，璀璨却无声。坛子早已不知去向，腌菜的滋味却成了我灵魂深处的味蕾记忆——那是一种在匮乏中沉淀出的、支撑人走下去的底味。我常常想起那些渡河的时刻。人生啊，原来不过是一次接一次的泅渡与摆渡。从已知的岸，奔向未名的岸。有的河有名，叫“青春”，叫“挫折”，叫“复读”，叫“机遇”；有的河无名，只是日复一日生活的本身。

那条崎岖的求学山路，早已通了高速公路。来来往往的汽车拉近了回家的路程。那些渡口，也在高高的桥梁下消失了。但在我生命的版图上，它们以最初的样貌永恒驻守在内心深处。我终于懂得，当年背负的，从来不只是二十斤的行李，更是一个少年在重压下不肯熄灭的、对远方的全部想象。而所有的迂回、所有的浸泡、所有的挣扎，都不是弯路，它们就是路本身——是河水塑造了河床，是泅渡定义了对岸。

夜深了，我关掉灯。黑暗中，那纯属于山野的、清澈冰凉的水声，又一次漫过耳际边，亲切如初。它提醒我：无论走出多远，你都是从那条河渡过来的人。而前方，永远有下一道流水，等待着被听见，被穿越，被赋予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