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未名湖

廿七载光阴如水，总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泛起涟漪。今晨推窗，见武陵山间的薄雾依旧缠绵，却蓦然惊觉——当年那个在雾中蹒跚学步的小女孩，早已在叛逆与坚守中长成了自己的模样。书房里的寿山石镇纸默然如初，石间那抹朱砂色却愈发鲜亮，仿佛在用凝固的血脉记录一场持续了二十七年的成长史诗。

女儿悦悦降生那日，春意渐浓，产房外的梧桐树已然点点新绿。当护士捧出那个皱巴巴的小人儿时，她竟一声不吭，小脸儿憋得青紫。当她被护士长倒提着脚，轻拍屁股的时候，我心脏发痛，可为了她能正常呼吸，只好忍下。当我见到她哭出了声，才卸下这口气。见她第一眼，我便关注到她眉心微蹙的执拗。将她放在妻的身边，妻苍白的脸上漾开笑纹，泪光在眼角闪烁：“瞧这模样，将来定是个有主见的。”这话竟成了预言，只是未曾想，这份主见竟以一种叛逆的方式绽放。

四岁那年初夏，晨光熹微中，她固执地立在幼儿园门口，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爸爸答应过的！” 那双明亮的眼睛里燃烧着两簇小火苗。原来三日前路过童装店，我曾随口夸赞那件绣着向日葵的裙子好看，许下“改日来买”的空头承诺。谁知这小小人儿竟记在心里，清晨六点便催促我：“改日就是今日。”最终，她穿着新裙子蹦跳着走进幼儿园，裙摆飞扬如振翅的蝶。那时我才惊觉，这孩子的叛逆里，藏着对承诺二字最本真的坚守。

说起她儿时的反叛经历，关于不读学前班的抗争最为激烈。五岁那年，听说小表姐在学前班摔伤后，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思考了整整一晚。次日清晨，她站在家里的小黑板前给我和妻子讲解，一条条理由很是充分：“学前班没有幼儿园管得好”“学前班不是每个小朋友都必须读的”“我会写自己的名字我可以去读一年级”，虽然口齿稚嫩，条理却很是清晰。最绝的是最后一条：“我在幼儿园的小朋友——某某姐都能去读一年级，为什么我不可以呢？这不公平。”最终是我们妥协了，为小小的她能说出“公平”二字而妥协，让她直接就读一年级。那次胜利大约已经让她明白：合理的反抗需要充分的准备——这何尝不是法治精神的雏形？

后来，饭桌上的对话常变成哲学研讨。 “为什么星星不会掉下来？”“法律能管住云朵吗？”她儿时的发问犹在耳畔。最难忘那个雨夜，她突然放下筷子：“如果公平是让每个人都一样，那为什么还要分高低床？”这些天问常让我语塞。妻笑说她是“十万个为什么转世”，但我们也在她稚嫩的追问中，看见一种可贵的品质——对世间万物保持甄别与重构的勇气。

七岁那年，她突然央求她妈妈到新华书店批发了两大箱作业本。“同学们总是缺本子，我要帮助大家。”她说得一本正经，眼睛清澈见底。直到月末整理房间，妻发现她的小猪储钱罐重得抱不动，里面塞满了硬币和零钞。原来她以略低于学校小卖部的价格“救助”忘带作业本的同学，甚至买得多的同学还有会员价。小小的她有些不务正业，同学们都在认真学习的时候，她却在倒卖作业本，足显她的叛逆。当她的小产业被妈妈“查处”时，她还振振有词：“我的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更何况我还付出了劳动呢！”竟开始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即便理由稍显蹩脚，却也让我和妻看到了她正在构建属于自己的秩序。

中学时，家里次卧书桌抽屉成了她的“法外之地”。她的外公是位基层老法官，故而她总说她以后要学法律，未来要做法官、做检察官。于是乎，我们便按照她的指示，给她买了一些法学启蒙的书籍，诸如《西窗法雨》《洞穴奇案》之类。但这些书的底下却偷偷压着武侠小说和几张游戏光盘（大约是仙剑奇侠传或类似游戏）。直到高考后整理房间，我们才发现那些藏在专业书籍下的秘密。她红着脸辩解：“娱乐权也是我的基本人权！”可是想到别人都在争分夺秒地学习，她却在家偷偷看小说、打游戏，不由得给她贴上了“叛逆少女”的标签。但当我们看到她不错的高考成绩时，也不能再放马后炮，去批评一个已经身心自由的准大学生了。我和妻忽然就理解了这种“叛逆”——就像她后来说的：“玩要尽兴，学要专心，这才是对时间的公正分配。”

到了大学以后，她热衷于学生工作，并且竞选上了校学生会的副主席。我想着她成绩不算拔尖，但若是能够把学生工作做好，也算是大学的一个收获。果然，她也不负众望，参与组织了一场又一场大型活动，同时也为自己换来了支教保研的资格。只是让我和妻都没想到的是，她竟然偷偷放弃了支教保研。接到她电话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发抖。这可是很多人抢破脑壳都得不到的机会呀，她却轻飘飘地就丢掉了。顿时我心中的怒火大烧：“平时的小事情上你叛逆就算了，如今这么宝贵的机会……”还没等我说完，她又接着说道：“老爸！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offer到了！” 我可以想象，电话那头的她，眼睛一定亮得像充足了电的灯泡，“支教要一年，读研要三年，四年时间对我来说太久了。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普通法系真正的源头。” 那一刻，她从小到大的种种叛逆情形在我眼前一一闪过，只是不同于以往的小打小闹，如今她的叛逆，更多了些许经年累月的思考与权衡。

待她硕士毕业后，我和妻一心想着她能回到老家，走人才引进路线到体制内工作，即体面稳定又在我们身边。可她却偏不，一个人跑到省城去做了律师，住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我和妻去探望时，甚至都转不开身。等到她从月薪两千的实习律师一步步做到年入十来万的执业律师时，我们以为她的律师生涯正式起航，正想着为她庆祝时，她却又摇身一变，去了省城北郊的民办高校执教。所有人都不解，为什么她放着好好的律师工作不干了，又跑进高校做老师。那时家里人在私下聊起她，都以“没长大、太叛逆”收尾。那两年里，我和妻每每被友人问起她在做什么工作时，总是有些语无伦次——“嗯嗯，以前是在做律师……”“噢，现在她去高校当老师了”“教法学……不不不，不是化学，是法学，就是法律”“哎，她就爱瞎折腾……”我和妻以为她只是还没找到未来的职业方向，想着她年纪不算大，便由她折腾。当然了，从小我们就不太管得住她的想法。只是没想到，她在校园里倒也是混得风生水起，主持学术会议、带队参加比赛、甚至还做起了兼职律师。后来我和妻去探望她，看她走在那个绿树环抱的校园里，看见娇小玲珑的她被一群高过一头的学生围着，耐心地回答问题。原来，她早已羽翼丰满。

我和妻以为，她会就此安定。只是没想到，在今夏，二十七岁的她再次让我们措手不及。“考博上岸，我要辞职啦！”的消息突然出现在我们一家三口的小微信群中，就像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我和妻正在家里喝茶闲聊，被这消息惊得好一阵没说得出话。妻指了指她小时候的一张照片，同我说道：“还记得她小时候说，她长大了要读博士吗？”我摩挲着新买的紫砂茶具，忽然笑出声来——这多么像四岁那年清晨六点的“裙子事件”，只不过这次她要的是一件叫“梦想”的新衣。改日就是今日，想要就马上付出行动。

窗外雨打芭蕉，恍如二十七年前产房外的春雨。那个眉心微蹙的婴儿，用一次次“叛逆”冲破世俗之见，为自己的人生添彩。原来真正的教养不是修剪枝桠，而是守护那些横斜的枝条——因为往往正是这些“不合规矩”的生长，最终成就了生命的独特姿态。

人生如法，其精髓不在条文本身，而在于那些敢于对条文提出异议的瞬间。我的“小叛逆”，正在用她自己的方式，为这个属于她的时代写下最生动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