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桂玉

近日，某村微信群中一则辱骂视频引发邻里纷争的案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下部分乡村在文明建设中遭遇的现实困境。当粗鄙言语从田间地头蔓延至社交平台，当言语暴力逐渐侵蚀淳朴乡情，破解“村骂”乱象早已超越个体道德范畴，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亟待啃下的“硬骨头”。

“村骂”之所以成为乡村治理的痛点，在于其背后藏着三重深层伤害：它瓦解着乡村的情感纽带，传统乡村本是“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熟人社会，粗鄙语言却如锋利刀片，将邻里间的信任与温情割裂成碎片，让“远亲不如近邻”的美好图景蒙上阴影；它冲击着公序良俗的根基，当污言秽语成为矛盾冲突的“开场白”，当语言暴力被视为“解决问题”的捷径，乡村数千年积淀的礼义廉耻观便面临消解风险，文明乡风的大厦根基随之松动；它阻碍着乡村振兴的步伐，产业兴旺需要和谐的发展环境，生态宜居离不开人文环境的滋养，而“村骂”现象背后的戾气蔓延，恰与“乡风文明”的建设目标背道而驰，成为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和谐音符。这种现象绝非个别案例，从线下争吵到线上“开骂”，从邻里纠纷到公共事务摩擦，“村骂”的泛滥本质上是乡村社会转型期文化断层的缩影——当传统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逐渐弱化，当现代文明的规则体系尚未完全扎根，精神世界的“真空地带”便极易被戾气与粗鄙占领。

探究“村骂”现象背后的成因，不难发现多重矛盾交织的深层逻辑。首先是传统治理资源的流失，曾几何时，宗族长老的威望、乡贤群体的调解、村规民约的约束，共同构成了乡村矛盾的“缓冲带”，但随着人口流动加剧、传统村落结构变迁，这套温情脉脉的治理体系逐渐失灵，而新的矛盾化解机制尚未高效建立，导致部分村民在情绪宣泄中选择了最原始的语言暴力。其次是精神文化生活的贫瘠，农闲时节，当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缺位，当“棋牌室里打麻将”成为少数娱乐选择，精神世界的荒芜便为戾气生长提供了土壤，正如一位基层干部所言：“当村民的业余生活只剩下‘家长里短’的口舌之争，言语冲突就成了必然。”再者是基层治理的示范效应偏差，个别干部在工作中习惯“命令式”“训斥式”沟通，将“官话”“粗话”混为一谈，无形之中消解了文明语言的权威性。当管理者未能成为“言语文明”的标杆，村民对“雅言善语”的认同自然大打折扣。

破解“村骂”之困，需从治理机制、文化浸润、价值引领三个维度协同发力。一方面，以“疏”为径，畅通情绪化解的“毛细血管”，重建亲民化的矛盾调解机制是关键，可探索“乡贤+网格员+法律明白人”的多元调解模式，让纠纷在“拉家常”式的沟通中消弭于萌芽；同时，丰富乡村文化供给，让农家书屋成为“精神粮仓”，让非遗民俗活动重拾凝聚力，让村民在健康向上的文化滋养中涵养平和心态，毕竟，当心灵有了更充实的寄托，戾气便失去了滋生的温床。另一方面，以“立”为纲，筑牢规则约束的“四梁八柱”，推动村规民约“迭代升级”，将“语言文明”“邻里和睦”等条款细化为可执行、可监督的具体规范，让“说脏话、辱乡邻”成为村民自觉抵制的行为；强化干部队伍的“语言治理”能力，从政策解读到群众沟通，倡导“带着温度说话、贴着民心办事”，用干部的“文明言行”树起治理标杆。此外，开展沟通技巧培训、设立“文明用语示范户”，均可推动文明语言从“外在约束”转化为“内在自觉”。还要以“导”为策，激活价值引领的“源头活水”。乡村文明的养成离不开榜样的力量，通过评选“睦邻之星”“文明家庭”，让言语谦和、崇德向善的村民成为“活标杆”；借助村广播、文化墙、短视频等载体，传播“良言暖心”的传统智慧，营造“以礼待人光荣、以粗鄙为耻”的舆论氛围。当文明乡语成为乡村社交的“硬通货”，当友善互助成为村民的“文化基因”，向上向善的新风便会在潜移默化中扎根。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的核心始终是“人的现代化”。根治“村骂”，本质上是一场乡村文明的“基因修复”——它既需要制度规则的刚性约束，更需要文化浸润的柔性滋养；既离不开基层治理的精准发力，更需要全体村民的共同参与。正如《诗经》所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当乡村话语体系中充盈着尊重与善意，当每一句乡音都承载着文明与温暖，我们方能真正看见：乡风文明的清流，正汇入乡村振兴的壮阔江河，滋养出更加和谐美好的崭新乡土。

这或许才是“村骂”治理最深远的意义：让乡村不仅有青砖黛瓦的“颜值”，更有温润如玉的“气质”；不仅有产业兴旺的“里子”，更有文明善治的“面子”。如此，乡村方能真正成为人们心中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