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庸阳戏(来源网络)

　　澧水船说(来源网络)

　　南门口(来源网络)

　　普光禅寺(来源网络)

　　普光禅寺(来源网络)

　　天门山(来源网络)

　　元宵节盛况(来源网络)

　　在我的眼里，庸城是一座渗透着浓重商业气息的小城，浮躁且热闹。虽然南正街满街此起彼伏的麻将声为这座城市涂抹了一缕颓废色彩，年久失修且残破不堪、斑驳陆离，却依然在澧水河边静静苦守着一点荣光远去的尊严，仿佛一个落寞的老式贵族，只是再也找不见当年“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归来”的意境了。

　　走进南正街这条凌乱的街道，有种回到上世纪或更远年代的感觉。旧上海?秦淮河上?总之行走在那条街上，所有的一切现代元素，包括女人的时装，男人的汽车，当它们和那些背篓、瓷罐、粉馆、当铺、煤店、板车、花生摊、破烂的两层老木楼、坑坑洼洼的破路组合在一个平面时，这条街道就是1930年的味道。冷不防巷子口蹿出几个胭脂很重的女子，她们对路过的男人媚笑或勾手，更觉得这条街已经背离了曾经的静谧。

　　1983年，我考到大庸一中读高中，每个周末到大哥的单位改善伙食，这条街是必经之路。从河边沿着一条曲曲弯弯的石板路走到学校去，满河都是捣衣声，岸上晒满了衣服被子，花朵一般铺陈在河岸上，很是漂亮。及至后来居住在教堂附近18年，每天不断地穿行在这条街的小巷子，听说了很多关于这条街的故事和事故，更觉得和它生了一种斩不断的情分。再后来为工作生活所困扰，常常到南门口去“静坐”。从南门渡口坐五角钱的船到河中心，那里是很大的一片沙滩，小岛屿似的，上面有树，树上有很多只白鹭。选大些的鹅卵石坐着，看那些白鹭在头顶盘旋，听心事随清澈的流水远去，仿佛那些情感中的砂粒就真的被带走了似的，心里也被清洗过一样干净，感觉这里已是另一番远离人间的天地。惟其如此，来了不想走。等到不能再等的时候，才不得已起身走向渡船，再给渡船老板5角钱，从这块小小的世外天地回到眼前现实的生活。老南正街像鸦片一样，逗引我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最近听说南正街要拆迁，作为庸城最珍贵的文化胎记将不复存在，内心更是恋恋不舍，仿佛一个血脉相连的至亲行将离去，且永不再来，甚为遗憾。

　　南正街消失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经历了什么?又将到哪儿去?

　　城市历史失去了根脉，失去了记忆，失去了思想，失去了情感依托，那么历史的颠倒黑白，文化的断章取义，文明的互相争斗与内耗，都将无可避免地催生。城市遗迹作为城市发展的文化胎记，最不应该被篡改、被演绎、被伪装，甚至于被颠覆与摧毁，但历史终抵挡不住市场经济大潮的脚步，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城市像个故人一样，一步三回头，依依惜别。

　　担当一种城市文化传承显然让我力不从心，但出于一种责任，我谨慎地从陈自文、金克剑、樊世雄、丁云刚、安用甫等老先生那里选用一些史料，又查询了《永定志》多本，尤其是从1995年出版的《大庸县志》里面查找了大量资料，去南门口寻访了很多老人，努力将曾经的庸城予以记录和再现，以纪念这座行将永别了的老城。

　　因为参考的书较多，有一些记载相互之间不一致，文中肯定有与史料相左的地方，期待各位找到更确凿的依据并告之，深谢!此文参考了很多前辈的书，在此一并诚挚谢过。

　　一 庸城考古：史事浩繁

　　据1992年《大庸市览》载："永定城区东起宝塔岗，向西经黄沙泉、子午台南麓至岩塔之澧水北岸一线，近年先后发掘战国两汉墓157座、185座、385座，在织布厂(注：今欣业家园)地下发掘出数座楚墓，封土规模庞大。文物专家认为，其规格之高，其可能性超过长沙马王堆汉王妃墓。古遗址1500平方米。新出土文物1600余件，已知有国家一级文物50余件如越剑、碧玉、虎纽錞于等"。考古发掘中，文物工作者发现这个名叫"古人堤"的地方，有汉代、战国和新石器时期等三个文化层。第一层是2米厚的汉代文化层，标本有汉代混质灰陶、红陶，以及东汉木牍、五珠线、青铜勺、铜铃、筒瓦、板瓦等，并发现有屋基址、水井、墓葬。第二层为战国文化层，多为残破的灰陶和红陶器物：鼎、豆、鬲、盆、罐、壶等战国时期遗物；再往下挖，则发现了石刀、石锛和一些打击石片，石锛的年代在7000-10000年之间；采集到了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印纹灰陶等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陶器的年代距今7000余年，与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属同一时期。那些刻在陶器上的绳纹、弦纹、划线、箆纹等简单陶纹，无疑是这座城池最早的文化符号。

　　张家界史称大庸，是湘西西重镇之一，建县历史悠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设置郡县，张家界一带属黔中郡慈姑县，县址在慈利县蒋家坪乡太平村；公元前202年，汉高祖设武陵郡，在大庸设充县；264年三国吴景帝将嵩梁县命名为天门山，设置了天门郡，至魏晋、南北朝，均属天门郡、溇中、临澧县；1370年明朝在大庸所置大庸卫，1389年大庸卫分为永定卫和九溪卫，后设安福县，现城始有雏形；清1735年正式在现城设永定县；1914年改为大庸县；1949年解放后至1988年，慈利县属常德专区，大庸、桑植为湘西州所管辖；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组建省辖地级市大庸市；1994年4月，地级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原大庸市更名为永定区(县级)。1994年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区名叫永定区。

　　依据史料分析，当年建卫城的原因是，明洪武初年全国大统初定，国内尚不稳定，此处适逢大旱又虫灾，饥民闹荒，1370年茅岗土司覃垕联络湘西各土司揭竿而起，明军不得已撤出永顺羊山卫木栏栅城，1370年在武溪设大庸卫，实行军事管制。不久又相继发生土酋向大坤、夏德忠等48洞蛮聚山林反抗朝廷。为了加强对湘鄂西边区的防范，常德指挥使张胜奉命在这里选择了可守可攻的有利地形，率众筑永定卫城，戍边驻军5600余人。将原武溪大庸卫搬迁至现址，改成指挥所与九溪卫遥相呼应，直隶湖广都指挥司管辖。清康熙《永定卫志》载，“永定初设，无一土著之民，官军俱各省调集，以实卫城，其声音清历，礼仪彬雅，绝不染方言习俗。在屯之民，附近各州县者，多从其语言好尚，除有小异，究不大殊。”自此以后，卫制一直延续了300多年，到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当地的土著民族和屯边的将士兵众及外来民族通婚，长期融和相处，政局稳定。

　　这期间1413年，指挥使雍简修建普光禅寺。1572年，通判李有朋捐俸建城墙，窝铺50座，筑墩甃石，街巷造栅栏50余。1707年，曾修补城墙。1735年湖广总督迈柱奏准，割水顺、慈利并永定卫地，置永定县。当年取城外濠沟土，加砌城墙，城墙周长2010丈，高1丈5尺，雉堞1650个，高4尺，窝铺62个。有五个城门，东城门名朝阳、南名朝天、西名镇彝，北名拱极，各有城楼，另开小东门名文明(即土门)，城内通往东南西北城门都有一条正街，街面约15米，城外还有沿河街、便河街、教场街。另外还分支出多条巷道，宽10米，均由块石铺成，可供人、车、马行走，这是永定城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建。后来疏通了城外池濠，人工开挖一条2120米的护城河，深5米，宽9米，靠西边的叫西门溪，靠东边的叫东门溪。明末失修，1707年曾补修城墙。1753年知县马燧督修东岳宫、崇文塔和长湾至马鬃岭道路，并置凉亭；1761年知县郭六宰倡修“嵩梁书院”于县城；1812年知县鲁起元捐建考棚(在今东门大药房)，修补城卡，社坛。1861年为防石达开部攻城，五门添设炮台十余座，此后几十年失修。1914年1月因县名与福建省永定县同名，奉北京政府令，改为“大庸县”。现在重寻旧址，东门桥是城东门的外桥，城门地处步步高地段；土门在航校围墙东北角处；北门在综合商店西侧20米；西门在新电影院门前解放路地段；南门在原煤炭公司地段。城墙和护城河都是古代战争的军事防御设施，用来抵御对手的军事进攻。

　　在这个不断建设的过程中，永定城也在不断地被战火摧毁：1643年三月，李自成标将老回回、马守应攻占永定卫城，九月撤走。1924年11月，川军汤子模、林支宇部经大庸北伐。后续部队在县遭截击，川军怒，烧城东半边街。1930年2月17日，周朝武在大庸截留省府税收。田应棠团用大炮攻南门，南门外猪巷一条街烧光；3月5日，刘翼经部从便河街挖地道至城墙脚下，用棺材盛火药炸垮南门城墙二丈宽，经巷战，周部被迫撤出城；6日田应棠入城，下令拆城墙；5月，周燮卿驻县。慈利三官寺胡一统率部攻县城土门，周部用机枪扫射。1935年2月2日，国民党飞机六架，两次轰炸县城天主堂、书院、关庙、城隍庙。至此，永定城原貌所剩无几。

　　以前的街巷，原有福德街(在县署前、旧名牌楼坎)、小东门街(名土门巷)，中营祠(东有文庙巷)、里仁坊(东有上庙巷)，文昌阁(东有下庙巷)(以上三巷均在十字街上)，十字街，南门正街，总爷巷(在都司署前)，戴家巷(在十字街西)，卫官巷(在南门正街西、旧设卫署处)，五通巷(在南门正街东)，东门正街，西门前街，西门后街、叶家渡、孙家桥，北门正街，白家巷，铁炉巷，马家巷(以上三巷俱在北门正街)，便河街(在南门外，川黔商贾多集于此)，五鲤巷、鲜鱼巷、观音桥、半边街、思善桥(以上数处俱在南门东，沿河岸直至正街口)、刘家巷(在观音桥北)。

　　旧志记载，史有“大庸八景”，依次为“庸城夕照”、“迥龙夜钟”、“夜滩渔火”、“瓦桥烟树”、“天门积雪”、“仙溪烟雨”、“金沙春柳”、“崇山瀑布”。与大庸八景相对应的有天门八景，即：“天门霭翠”、“天漕瀑布”、“云梯仙境”、“断山虹桥”、“玉堂霁雪”、“丹灶浮烟”、“金匮晴熏”、“高远鸣钟”。

　　二、南正街的流光碎影

　　南正街在明初就已形成百日场。清乾嘉之际，东起街口，经半边街、沿河街、南正街、西正街，长达五里。沿河街至南正街，为商业闹市区，分布有商店与手工业作坊上千户，从江西、四川、山西迁来商贾大户，垄断县内土产运销，并操纵工业品批发业务。澧水河运有木帆船151只，年时出口货运量达2000吨以上，陆运有挑夫队、骡马帮，往返于县内各乡和常德及湘西、鄂西各县。1735年永定县建城后，到乾隆时期，外地商人和手工业者陆续来大庸城镇、墟场定居，传播先进技艺，各处先后出现碾、磨、榨、槽等作坊，缝纫、纺织、雕塑等行业；铁、木、篾、泥、瓦、岩、勾、弹、染、漆、皮、银、秤等匠作。从事手工业的有1500余人。在茅岗开采铁矿，建厂(场)48个，有的达百余人，萌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民族资本。大庸县城从无事桥至西正街沿途设油行10余家，潘三益、伦湘、同盛等油行每日收购百余担桐洞。南门市场每日上市大米、杂粮300余担、食油20余担。其他水果、鸡、鸭、鱼、肉、蛋品、木制品、手工艺品、山珍禽兽、蔬菜以及各种熟食、糕点杂货，百货齐全。便河街市场以木柴、木炭、山货皮张、木制品为主。街口市场是棉花、水果、土纱、土布、牲猪、大米、鲜鱼交易之处。金沙洲骡马、耕牛市场，清代由山西人印安之开设，骡马来自永顺、龙山、桑植，多销往慈利、桃源等地。而来自桑植、永顺、茅岗的木材，每日在白龙庵成交10多个木牌，运销津市、汉口。民国期间，军阀纷纷进入城内，都由商民负担，迫使一些商店破产歇业，外商返籍数十户，市场逐渐冷落。1940年抗日战争中常德、津市商户避难迁庸，带入技术、资金，县城有私营三自织布厂，大新、自新针织厂；城区手工织布机猛增到1000余张；打袜机200余台；土靛产量达1万担，县城有6家染房；西中街、马颈街、北正街已成为当时的织布街；每月生产土宽白布、各种花布约8000匹，各种袜子300打，除满足县内外，还销往湖北的来凤与本省的永顺、龙山、桑植一带。县城内胡日新、朱典贯两家丝钱铺，都是独资经营，产品丝线专供城乡妇女挑花刺绣用。有蔗糖坊10多座，年产蔗糖1000担。1945年城内有工业行业21个，443户、790人从事手工业生产，市场曾一度繁荣。1946年12月22日，县政府动员南门城内外各商店拆房，扩宽街道。1949年大庸国民党与三青团争权夺利，争战不息，外商返籍迁走，城里工商户纷纷闭门停业，只剩50余家免强支撑门面，市场又陷入萧条。1950年为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在城内修建叶家渡、火场两处集贸市场。1960年兴修了贯通城内东西的回龙路，形成新的十字街，商业闹市向城中转移。1958—1977年严格控制市场，店铺减少。1980年重建南北向的南正街，从大庸港至文昌街，农民进城开店、摆摊多达千余人。1985年10月，新建奇峰市场。此后先后建边贸市场、茂隆市场、新峰市场、南庄坪市场和步行街，商业进一步繁荣。先后建了从汽车站至市医院的人民路；从手巾岩至环卫处的教场路；从澧水大桥至子午路的大桥路。自林业局起至手巾岩止的廻龙路；从回龙观至农业银行的解放路；起于烟草公司至三角坪的天门路；从林业局起至宝塔岗油库的永定路。1986年，新修从回龙观至三角坪的子午路。

　　值得一提的是，鸦片和南正街人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12年3月，首任知事粟威遵行共和，不仅在县城四门派兵设卡剪辫子，还设禁烟局。1923年2月，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辖大庸，以鸦片烟为军饷来源，设护商局，征鸦片烟窝子税和懒捐。1933年5月底，查大庸种鸦片烟7090亩，有烟馆188户，土庄12户，贩烟者78户，登记烟民2607人；1936年10月1日，县成立戒烟验调所、勒戒所。为禁吸鸦片杀两人，勒令复验140人。月底，已登记烟民5000余人。在驻军配合下，铲除各乡林中隙地烟苗。1949年10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139师发起大庸战役，16日晨解放大庸。1952年开展禁烟禁毒运动，镇压了烟毒犯聂文孝，根绝了吸鸦片的恶习。

　　在庸城600多年灿若银河的历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豪杰，武则摧坚陷阵，文则吐风生花。近代以来，出现了抵御外侮的抗击英法联军的镇海提督郭宏升、镇守台湾的总兵席大成、王正道、刘明灯；英勇抗日、血染征程的团长王正雅、覃子斌。当辛亥革命狂飙突起，杜心五、孙道仁、汤子模投身共和，舍生取义；以贺龙为代表的澧溇子弟挥师北伐，首义南昌，打响武装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后来几次在党的存亡关头万死不辞，坚定地跟党走，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另外还有饱学多才的举人胡先容，尊师重教的举人侯昌铭，享誉海内外的一代气功大师赵继书；地质学家田奇镌；理论先驱卓炯；两弹元勋陈能宽；一代艺人杜从善等一大批杰出人物。

　　但就庸城来说，有一个叫李尚卿的知县值得一提。他原为山东登州人，进士出身，1889年任永定知县，到任后为官清廉，修改送礼陋习，免除给州、道、司、院等送木炭的沿袭。勤政，每天早起即坐公堂，受理各种案件，随控随审，日无积案，且老百姓都可以旁听。他的大堂上悬挂有他的手书：“狱贵得勤宁结早，判防失误每刑轻”。史记：一婆媳不和，婆婆与和尚有私情，媳妇申诉，婆婆反诬媳妇与和尚私通。李尚卿便命婆子和媳妇对和尚各打四十大板。结果婆婆敷衍，重重地挥举板子，却是轻轻地落在和尚背上；而媳妇三板下去，和尚便叫苦连天。于是李将婆婆与和尚同案治罪。李为官低调，当时县官出入总是打着“肃静”“回避”禁牌，鸣锣开道。但李不摆官仪，自由出入，常深入乡村调查民情。连任六年，且不带眷属。老百姓送他“万家生佛”匾挂在县署。后因监犯李士霸、李书成凶悍残忍，为越狱杀害数十人，虽被李抓获正法，却因负连带责任被去职。李将身上的所有钱留出50串作路费外，其他均捐给育婴堂、节孝祠和劳苦差役。老百姓焚香十里相送，依依难舍。

　　三、建筑是凝固的历史

　　在城市改造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这些古老的建筑仿佛是大隐隐于市的文人雅士，静静地蹲坐繁市一隅。

　　那墙草疯长的风火墙下住曾经住过什么人呢?那衰败的门洞里掩藏了什么久远的秘密?那树叶掩饰下的老屋，没有了高悬的门匾，有的是经年褪色的生锈了的把手，陈旧且坚固的老窗，家家紧闭的门。但是你必须承认，这些建筑群象老了的英国绅士，气质犹在。从前不炫耀，如今仍低调。不添一件时尚饰品，不掺和一种现代元素，因为它早已自成一派：庸城老街。

　　诠释和描摹城市历史文化，除了厚厚的历史典籍以及民间传说、民间野史外，最可靠的佐证材料就是城市遗存下来的种种历史文化遗迹。那些繁复的斗拱、卷曲的瓦线、雕镂的脊兽都在默默地承载一些文化信息。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如果现代城市的摩天大楼，豪苑名邸是那种奏鸣曲，交响乐，突显铿锵奔放；那么眼前这些老街、木楼、寺庙、宝塔便是轻音乐和小夜曲，委婉抒情，没有浮华，没有霸气，有的是小夜曲的优美旋律，苍凉、舒缓而缠绵。

　　永定卫城建成后，最早的标志性建筑仅有卫衙署、典史署、游击署、前分司、后分司等军政管理机构。发展到后来，庙、观、宫、祠，楼、台、亭、阁，书院、考棚、真武堂、演武厅、石牌坊，应有尽有，人文景观多达60多处。东北片分布有文庙、名宦祠、崇圣祠、节孝祠、武庙、普光寺、高贞观、文昌祠、马王庙、娘娘庙、城隍庙、城东书院、嵩梁书院、魁星阁、青云亭以及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等；东南片则有考棚、五通庙、八方阁以及30多处牌坊；古城最具情调和地域特色的当数沿河街，自西向东，有澧源楼、望仙楼、天后宫、水府庙、火宫殿、万寿宫、帝主宫、三义宫、许真君庙、波伏庙、西蜀宫、福音堂、东岳宫、崇文塔等；城郊东有回龙观、白云庵、神祗坛、先农坛，西有社稷坛、厉坛，南有山川坛、盘山庙、高远寺、大悲庵，北有无量庵、福德山寺等。始建于明正统八年的文庙(现北正街红辣子酒店)，先后有康熙、雍正等七个皇帝为之题写匾额；始建于乾隆二十二年的嵩梁书院，有乾隆皇帝为之题写的"重道崇儒"；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亦有国民政府总理林森题写的"英名不朽"等等。可惜这60多处人文景观，陆续被毁，尤其是毁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侥幸剩下普光寺和崇文塔两处，成为可视性的城市建筑胎记。其中既有土著文化的沿袭与承继，又有中原文化的吸收和熏染；既有普及天下的儒释道兼容并行，又有巫风楚声生生不息。

　　这座老城里儒道佛三教合流。城内有嵩梁书院、武庙、城皇庙、娘娘庙、普光寺。城外北面凤羽山有文昌庙、福德寺。土门外有白云庵，东门外青龙山有回龙观，宝塔岗有东岳宫，南门外有万寿宫、水府庙、五同庙，西门外有白龙庵，河对面有盘山寺、大悲庵。无处不是红墙绿瓦，竹林掩蔽，苍松翠柏，杨柳摇曳。普光禅寺是儒道佛圣地，寺庙宏大，金碧辉煌，名冠江南。1946年11月1日～12月13日，普光禅寺永玺住持召开祈祷世界和平的水陆龙华大会，各寺庙僧众和南北各地听禅释经的僧人相聚一起有数千之众，场面恢宏，超度抗战死难军民和传戒，十分隆重。500多名受戒僧侣到澧水放河灯，为亡灵祈祷招魂。禅事毕后，组成队伍上街游行，各持长老手持法杖，身披袈裟，各大师佩戴佛珠双手合十，小沙弥有的手敲木鱼育经，有的手执扫帚招街，有的沿门化缘。各道观道长、道姑手执佛尘，一手单掌念无量佛。还有一些道士奏起管弦乐，十分悦耳，耗资2万多银元，十分隆重。

　　据著名学者、原市旅游局局长田贵君先生在《城市的文化胎记》中记载：崇文塔是清乾隆时候一个名叫马燧的县令为培植风水，振兴文风而倡建的。倡议得到地方士绅、商民的鼎力襄助，铸造塔顶的200斤纯锡，则由百十名读书人所捐。七级宝塔建成后，宝塔所在的地方改叫"宝塔岗"，并沿袭至今。1916年芬兰牧师在半边街建大庸福音堂，先后有芬兰8名牧师来传教，最早的叫梅先春，最后离开的叫白光明。1950年与外国教会脱离联系，1985年恢复教会活动。1915年由澧州天主神甫陈乐白建立，设堂与观音桥，1918年在西正街建礼拜堂，主教、神甫和修士多为西班牙人，后因无人领导而自行解散。1934年11月，红二、红六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人领导下，在此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除此以外，能给古城留下记忆的，就是那些背街小巷的称谓和一些叫了千百年的地名了，如卫官巷、土门巷、鲤鱼巷、城墙路、教场路、文昌阁、南门口、朝天门、南正街、北正街、半边街、河街、手巾岩、无事桥、东门桥、思善桥、观音桥、西门溪、东门溪、鸬鹚湾、木龙滩、四十八堆，等等，让人依稀想起隐含在名字背后的岁月与事件。

　　最具沧桑感的是南正街的那一排排老木房。这是一片布局规范的木楼群，一般居民住房都是木构架的排列组合，一般面宽三个开间。临街房屋多为商业房屋，主要分布城镇沿街，由于街狭窄的限制，多建两层，而且有一定的深度，形成下店上居，或前店后居，房屋两侧砌有高出屋面的防火墙。土家人崇文重教、尊宗敬祖。楼都有祠堂，祠堂正对着大门，祠堂里供奉着祖先的牌位。少数富豪大家的大院采用纵向多进，讲究沿中轴线纵深排列，也有按左右轴线形成左中右纵深排列的大院。轴线上主房为三间，进入大门是过堂，过堂两侧是耳房，穿进过堂是第一进堂屋，堂屋两侧是卧房。堂屋与后厅之间隔断设中门和侧门，平时走侧门，遇有大事走中门。正房顶棚钉有花饰的天花板，门窗楹格刻有花草飞禽。布局上以内开天井作为组合中枢，利于采光通风，前后天井连接形成窄长空间，厅屋相套，四周闭合，加上天井两侧屋盖与山墙通风对流，在炎热季节十分阴凉，且光线柔和，既幽静又来往方便。如胡咸宜的大宅，天井回廊转角楼布置十分精巧。一些大户人家还会有门楼。门楼是庭院的门面，有的通体用青砖砌成，留成马蹄形的门洞，门罩正上方用方砖雕成家训。门罩靠上左右镶嵌雕花砖，形成正方形、圆锥切面形、直角三角形等。画面内容以花卉为主，牡丹、万寿菊、芍药等，有的呈盆景。雕花刀法为阳刻，深度占砖体厚度的三分之一，用水冲洗，擦拭核桃油。有的门楼用砖木结合建造，呈方形门洞，门楣用雕花木料挂络成三层，象征天、人、地三位一体，反映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透过那些历史的残垣断壁，我们依然能感受到民间能工巧匠高超的建筑智慧。

　　这些住宅之间都无一例外建有风火墙，用以防范火灾。值得说明的是，那些风火墙是先人用红糖、蛋清和糯米经过严格的程序配制而成的黏合剂，其凝聚力远胜于大量用于现代建筑中的水泥。《大庸史志》记载庸城曾地震三次：1605年地震；1631年7月地震；1717年夏地震。历经风雨、战火和地震，一些老墙至今仍固若金汤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现在从南门口的高层砖房向下看，依然可以看见一些老四合院，封火墙、瓦屋面、浮雕板壁、花格窗户，铺青石街。据丁云刚老人回忆，那时南正街很是热闹，商号如咸宜大商号、邱伯记南货铺、生昌、玉安福绸缎庄、王兆记百货店、潘三益、同盛、宋全盛油号、同仁国、杨太和大药店，从南门太码头以东至福音堂码头商铺连接成沿河街和半边街，各地商贾云集来这里做生意，城里人、乡里人、外来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

　　这些凝固的历史再次印证了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之说：“艺术中没有进步的概念，因为不管我们回头看多远，都会发现前人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假如有人认为几个世纪的努力使我们进一步接近完美，那将是荒谬可笑的。”

　　四、最温情是澧水

　　庸城是一座在水边长大的城市，虽然我们现在感到水跟庸城的关系不是十分紧密，但事实上汩汩的流水曾经像饱满的乳汁一直把庸城养大。在洪荒初开的远古时期，庸城是一片浩瀚的海洋，随着陆地的隆起，澧水便和天门山相生相依，水像血液流入血管一样流入庸城肌体，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深切体会到水对于这片土地的恩赐，清洌的河水几千年来一直飘荡在他们的茶碗里、嗓子里、睡梦中。

　　站在观音大桥上，脸上感到一股微甜的风在轻轻吹拂。这时候我仿佛回到300年前：一条河流正从西向东绕着南正街潺潺流过，水面上飘来很多船，把银落绸缎以及寻常百姓家的柴米油盐运抵家门；眼前掠过像鸟翅般翻飞的帆影；耳畔听见流水的淙淙声和划桨的泼喇声；那些在河岸摇曳的河柳，那些唱着澧水号子的船夫，那些翠翠一样的女子，他们都在河面上朝我招手。《大庸史志》记载：这条河流因水流充沛，常泛滥成灾。百年之内先后发生过多次水灾：1909年5月17日最高洪峰大水位167.4米；1935年6月6日最高洪峰水位166.71米；1954年7月22日最高洪峰水位166.11米；1980年6月26日最高洪峰水位165.24米；1997年7月23日，是澧水百年一遇的最大水灾，洪峰高达168米。

　　史料记载，从庸城到潭口，沿澧水有渡口10处：南门、观音桥、鸬鹚湾、独峙岩、杨家溪、关门岩、杨林铺、流溪排、王家垴、安坝。从庸城以上有渡口16处：吴家河、樊家河、青草溶、二家河、魏家咀、石牌、大庸所、周家河、陈家河、大溪坎、烂渡河、金凼湾、仙街河、洞子坊、郑家河、王儿河。仅庸城城内就有舶船码头5处：分别为白龙庵、五通巷、水府庙、樊家河、南门等。南门口是著名的渔码头，渔夫用船和网从河中打捞起鲜活的鱼虾，在雾蒙蒙的晨光中，那些鱼闪烁着耀眼的鳞光。南正街也因此总是汇集着旺盛的人气、琳琅的商品和热闹的集市。在此修建了一座东西向的拱门石桥观音桥，人们在桥边饮茶交易，南门大码头望仙楼的蹄花大麺和郭松记制作的松花皮蛋享有盛名。1951年县长郗光华新修了南门大码头。1952年修建大庸至永顺公路时，在澄潭修建汽车轮渡码头。1956年修建大庸至沅古坪公路时，于鸬鹚湾修建汽车轮渡码头。1958年在半边街福音堂下修新码头，民国时期渡口均有渡田，由富户善士捐献。1951年土改时，实行民办公助。1958年政府共补助义渡费12.3万元。可见这条河流在庸城人生活中的影响。1980年以后实行渡工承包，以渡养渡。

　　时代随着水流的枯竭和交通的发达发生了改变，水在庸城人的生活中渐渐隐退。水路衰落使这座城市丧失了许多情调。那些鲢鱼、鲤鱼、鲫鱼、花斑子、清溜皮、趴斯儿、额骨鱼、甲鱼、泥鳅、黄鳝都远去了，那种孩子们下河扎猛子、捉螃蟹、摸鱼捞虾、撒渔网、放鱼卡、泅水到对岸摘桔子、菊花芯、砍甘蔗的生活也一去不返了，即便是那种躺在床上也能听见流水的哗哗声的感觉也已经永不再来，但是，水毕竟气定神闲地浸透过庸城这座城市几千年，由水培育起来的忠良爽快、包容知足的城市性格终究难以改变。近代史上，大庸人在关键时刻总是表现出忠良厚道、爽快直接，简言之是“一个逮字走天下”，干什么都是“逮”，相当于英语的“do”代替任何一个动词。“逮”字里包含了一种痛快、守信、隐忍、烈性。1934年10月，贺龙在原天主教堂建湘鄂川黔苏维埃政权，短短时间内有3000多人参加红军；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大庸首次抗日征壮丁200名，送永顺师管区集中，后参加了上海淞沪抗战；8月，大庸城掀起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募集布鞋二万双支援抗日前线；1945年9月3日，县城张灯结彩三天三夜，欢庆抗日战争胜利，县内各界为抗日阵亡将士修建纪念碑；1950年底，全县有1227人自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这样一座被水培育起来的城市，它因为远离朝廷而在抗战的时候成为了一个家园性质的避难之地，不会具有暴虐的性格和很强的侵略性，谦逊地汲取外来的东西，不排外，而水的柔韧成全了这座城市的人爽直而安命，知足而慵懒的品格。它延续至今，成为我们辨认大庸人的最明显的一个符号。

　　五、乐享“四节”

　　享乐这个词，一经提出是很容易遭人声讨的。通过这个词，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不思进取、贪图安逸、酒肉穿肠过、醉生梦死、得过且过。但是我觉得城市不是人劳累奔波的竞技场，吃得好玩得好并不表明这是一座颓废的城市，相反它表明这个城市的人会生活，他们在享受生活。

　　庸城人的玩乐习俗历来兼有与艺术和经济贸易功能相结合的特点，它所反映的是一座城市较旺盛的人气、较丰富的物质和欢乐的精神源泉。时至今日，庸城人依然保持着这种作风，腊月办年货，正月拜年，十五灯会、端午赛龙舟、六月六泼水节、中秋赏月，甚至形成了现在每周乡间游的时尚，市民成十上百地结成队伍，每逢周末，必去踏青一次，仅这种自发组织起来的队伍就多达100多支，漫步者|、梦之星、探路者等等，叹为观止。

　　老庸城的生活图景中爱吃。当花灯词里吟咏这些反映老庸城生活场景的竹枝词时，依然感到那个时代城市世俗生活的斑斓驳杂和新鲜多样。史志记载清末民国年代，大庸县城有聚福兴、汪鼎兴、刘中大、朱竹记等20多家饼面京果铺。传统糕点有：雪枣、米花糕、雪片糕、寸金酥、黑白麻片、酥糖、鸡蛋糕、薄荷糕、洗沙月饼及连环酥、麻果等数十样。肖品之制作的米花糕、仙桃糕、藕粉糕、蜜枣等20多种糖果糕点享有盛名。清光绪年间大庸有唐义顺和张跃丰开办酱园，生产酱油、酱菜；民国初年宋提茂专营酱园，酱缸达400口，雇主工人数十年，酱制品畅销县内及永顺、桑植等县。继有邱柏记、樊松茂、符鼎茂等生产酱油、甜酱、酱菜。邱柏记以酥萝卜香甜脆而独具一格。后来又有了草帽面、米粉、霉豆腐、酸辣椒、三下锅等。

　　在老大庸人的回忆中，上世纪80年代还没有“娱乐狂欢”的概念，虽然已经开始悄然兴起歌舞厅文化，然而那种具有现代符号的歌舞，老百姓大多不愿意参与，他们宁愿跟着一群老艺人举着高花灯，唱着大庸阳戏，舞着龙灯，摇着采莲船。而一年一度的春节、元宵节、龙舟节、六月六，整个庸城人流如织，歌声、笑声、欢呼声，响彻街头巷尾。

　　春节：我们是过赶年的

　　说到乐享，必离不开过年的气氛要从腊月24算起，一直到正月十五结束。和汉族不一样的是，庸城以土家爱族为主，一直到现在都是腊月二十九过年，即提前一天赶着过年，故称“过赶年”。相传明朝初年，倭寇(日本浪人)大肆侵犯我国东南沿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明朝官兵屡战屡败，形势十分严峻。湘西土家士兵以精悍骁勇著称，明宪宗决定派遣土家军火速前往前线抗倭。圣旨到时恰是大年29。若过年再上前线则有违军令。于是族长当即决定提前一天过年，让子弟兵酒足饭饱后奉命出征，也表达对子弟兵的一番深情。后来将士们骁勇善战，英勇杀敌，立下了“东南战功第一功”，后人为纪念这段特殊的历史，便将年节提前，习以为俗。

　　过年要从腊月24忙起，有三件事是老庸城人必修课：一是卖灶马。灶马就是民间俗呼的灶神，到了每年农历腊月二十左右，满城都是卖灶马的小贩走街窜户。神情安闲、面容亲切的灶神被民间艺人画在一张粗糙的纸上，虽然艺人的手艺很拙劣，往往把灶神画得跟张飞似的又丑又黑，但老百姓每家每户还是要买上一张回去祭灶，点蜡烛、烧香、磕头后据说灶神就回天上过年去了，正月十五后回来再保佑全家有饭吃。另外类似的还有送土地神，门神，“尽与将军换锦袍”，为了感谢秦琼、尉迟恭等纸上的威猛人物一年来镇宅功劳，重新买上一张新的张贴上去。总之是各路神仙都被送回天上过年了，地上就没有人管了，这时修屋动土整屋等一切事情，都可以不看日子，不敬菩萨和神。二是写春联。现在的春联都是从市场上买来张贴，但过去的情形却不是这样，有专门撰写春联的人。他们带上纸笔墨砚，挨家挨户上门撰写。当然这大半是一些落魄的文人，他们把这种无可奈何的行为称之为“贱卖斯文”。主人家会好烟招待，等写起后张贴到大门两侧，能干些的女人还会剪些花鸟窗花为之陪衬，新年的氛围更浓了。三是逛灯市：老庸城的灯市历来是十分有名的，在灯市现场，既有烟花礼炮不时鸣放，又有莹光闪烁的狮子灯、彩莲灯、蟠桃灯供入观赏，还有民间艺人扎制的各种小玩艺，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挑在肩上，“玲珑机巧斗新裁”，引得人围观和购买。

　　置办年货主要是做粑粑，分糯米和粘米两种，会在粑粑上印上字。薄暮时分，每家每户将蒸熟了的糯米放进特制的石磨里，男人使出浑身力气将糯米饭捣碎，女人们便用手将糯米堆捏成若干个米团，用自制的“印板”在粑粑上打出花纹或字样。这时候年节的气氛已经很浓了，有的人家屋前已经挂出红灯笼。入夜打粑粑的声音在大街小巷响起，听来如万户捣衣声。粑粑冷却后放进腊月天接的天水里，据说一直到6月天都不会酸和坏，这种打字粑粑也延续了庸城人的过年气氛。蒸年糕是另一种习俗，即用米磨成粉子后加糖，做成一大块一大块的粑粑放进蒸笼，灶里燃起熊熊的柴火，锅灶上像宝塔重叠的竹蒸笼冒着唿唿的热气，小孩子们守在旁边馋得直流口水。蒸熟后取下来用刀切成豆腐一样的块状，好看的送给长辈和亲戚，不规则的则留给自己家人吃。大户人家还会杀猪宰羊，欢请左邻右舍大吃一顿后，再将剩下的肉抹上盐、花椒放五六天后，挂在炕上熏干，做成腊肉。

　　团年时，要先给果树和犁铧、牛栏、猪圈、鸡舍喂饭，给碓、磨、锄等贴“压岁钱”，以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瓜果丰硕、财源兴隆。吃年饭讲就大团圆，全家老少一个不少地围坐在一起吃“十大碗”。早上三点放一阵鞭炮后开始慢慢吃，边吃边聊直到天亮，据说这预示着生活“越来越亮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十大碗已由原来的十个肉类演变成了十多个菜，里面加入了些青菜、豆腐、芋头等，分别表示清清白白，万事“玉”头。三十晚上会守岁迎年。现在守岁是看春节联欢晚会，等着新年钟声的敲响。而过去则是“新岁将临旧岁回，家家守岁意低徊。儿童相伴天明坐，笑问年从何处来。”有的也会等更夫敲响那三更后起身去睡。初一早晨起床，孩子们的最大任务就是穿戴一新挨家挨户给所有的长辈磕头，无一例外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打发钱”。

　　土家族的不夜天：元宵节

　　沿袭到现在，玩的重头戏还是在正月十五日，这天各路的花灯龙灯狮子灯蚌壳灯人马齐聚县城大显身手，展示各自绝技。城中大街小巷、大小店铺，会馆门前具装饰得辉煌灿烂，各家各户门前张灯结彩，各种鱼、虫、鸟、兽、传说故事之灯高悬门首，形态各异。花灯所到之处，主人一概以礼相迎，敬烟、敬茶、赠送红包、炒米、糍粑，十分慷慨。是夜，全城灯火通宵，鞭炮声、鼓乐声此起彼应，观灯者成百上千，扶老携幼，比肩继踵，风雪无阻，通宵达旦。史记庸城全城的街坊“点灯张乐，昼夜喧闹”。在人们的想象中，仿佛只有宋代的京都才有这么盛大的民俗游乐活动，各种娱乐彩灯将庸城变成了一座不夜城。据南正街上的老人回忆，1946年为庆祝抗日胜利，那年的元宵节在灯火的映照下，街上的一切人和景物皆如“繁杂绮罗”，空前热闹喜庆。最热闹的当数1982年的元宵节，档案记载：正月十五这夜参加花灯表演的民间演员达4000多人，全县约有300多支各种花灯队伍参演，从各县赶来的观众达10万多人。满城张灯结彩，有麒麟、凤凰、狮子、骆驼、白象、仙鹤、锦鸡、孔雀、喜鹊、鹭鸶、大鹏、青鸾等30多种，真是百灯竞艳，七彩眩目。从南正街、廻龙路、大操坪、人民路到解放路成了一片灯海，两队狮子灯，还有十几条旱船，八台大戏，台上名班演剧，台下百戏杂陈，笙歌之声金鼓之声不绝于耳。演戏、玩花灯、舞龙灯、狮子灯、蚪壳灯、采莲船、三盘鼓、打渔鼓筒、表演大庸硬气功等通宵达旦。花灯队伍还在廻龙路老十字街四个台子展开了史无前例额的擂台赛。一代花灯大师庹松霞、李寿民等登台献艺，一些个体户用四轮车拖鞭炮为他们呐喊助威，纸屑堆满五寸厚，数十条龙灯狂舞助阵，追随者脚踩脚，人挤人，彻夜狂欢。可谓“听元宵往岁喧哗，歌也千家，舞也千家。”但从那以后举办的每一度元宵节，虽然缤纷依旧，但再未打过花灯擂台赛。近年来大庸元宵节多次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亮相，成为一大旅游文化品牌。

　　吃个粽子洗个澡：端午节

　　过端午节，主要是四大活动：

　　吃粽子：端午节吃粽子是庸城人的老习俗。将糯米用水浸泡，放碱，用粽叶包成精巧的锥形或菱形，掺以绿豆、红豆、腊肉、红枣、排骨、板栗、豆沙等做馅儿，再放进蒸笼蒸熟，满街都闻得到杆竹叶的清香。枣粽谐音为“早中”，所以吃枣粽的最多，寄托了老庸城人“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望，祈望孩子吃了早中状元。乡里的人为了看龙舟赛，会早一天来到城里，给亲戚带上各种馅儿的粽子做礼品，城里人则好酒好肉予以招待，皆大欢喜。

　　悬艾叶菖蒲霍纳兹草：“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庸城人在这一天家家户户都洒扫庭院，挂艾枝，悬菖蒲和霍纳兹草，杀菌防病。艾蒿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菖蒲狭长的叶片是提神通窍、健骨消滞、杀虫灭菌的药物。霍腊子草叶是毒性很大的药草，能起到以毒攻毒的作用。

　　洒喝点雄黄酒：雄黄是一种药材，再以前医学不发达的时代，被作为杀百毒的特效药浸泡在米酒中。每到端午这天，大人会在屋前屋后洒雄黄水，饮雄黄酒，激浊除腐，在小孩的耳朵、鼻子、脑门、手腕、脚腕等处抹上雄黄酒，据说这样被“点”后蚊虫以及蛇、蝎、蜈蚣、壁虎、蜘蛛五毒不会近身。

　　赛龙舟 为纪念屈原而举办龙舟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庸城风俗和各地相差无几。在竞渡前，举行“龙头祭”：将“龙头”抬到码头上，由运动员给龙头“上红”即披红带，主祭人为龙头“开光”即点晴，所有参加祭龙的全体人员三鞠躬，龙头即被抬往水中，准备开赛。此日大庸城乡百姓倾巢出动到南门口看龙舟比赛。事先扎好的彩船停泊在河边，绵延数十艘，大人小孩黑压压挤满了河的两岸。比赛从现在的观音桥开始，到澧水大桥结束，逗引成千上万的孩子追赶龙舟，1978年，原大庸体育局改革，将端午节的龙舟赛换成千人游澧水比赛，以纪念毛主席畅游武汉长江。

　　“六月六”：最销魂是泼水节

　　张家界土家族占百分之七十七以上，但最有影响力的民族节日是“六月六”覃垕晒皮。相传朱元璋称帝后，背叛农民起义的宗旨，大封王侯，滥造宫殿，强迫茅岗土民贡献香楠大木，因而徭役十分沉重，灾民相食，弄得民不聊生。洪武三年(1370年)，时任慈利安抚使，湖广理问(法官)的土家首领覃垕，联合桑植、永顺、鹤峰等“十八洞蛮”愤然揭竿起义，朝野震动，朱元璋亲自坐镇荆州，先后派遣五位侯级将领发兵征讨，屡战屡败。后来覃垕退居七年寨(茅岗)，坚持抗战，因女婿朱思其和朱元璋同姓，急想封官，出卖岳父，覃垕被俘，从水路押往南京1371年农历六月初六，朱元璋在南京下令对其执行凌迟(剥皮)，行刑时天空忽然变为乌天黑地，飞沙走石，七天七夜日月不明，昼夜不分。朱元璋意识到错杀了真命天子，天地不容，急忙跪倒在地并许愿，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十六、二十六让覃垕坐王位三天，亲施三拜九叩之礼。愿毕果然云开雾散，日月复明。为了表达敬意，朱元璋还下令将覃垕皮吹鼓，供在殿上。为了防治霉烂，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将皮翻晒一次，故这天又叫“覃垕晒龙袍”，“覃垕晒皮”。《永顺县志》记载说：“六月六日晒书及衣服，俗传明茅岗土司覃垕以是曰被诛，血溅其衣，附近居民暴衣以吊之，名曰‘晒农袍’。该日又到摆手堂敬土王菩萨，蒸饭、杀牛、扣肉、舌、肠、心等每样取一点(称为‘十全’)以祭土王菩萨。祭后全村土家村民聚而共食，没到者亦必分送牛肉。

　　近20多年来，经过市区两级党委政府的精心打造，已将六月六日纪念土家英雄覃垕的“晒皮”祭祀文化活动演变成了欢乐激情的泼水节，吸引很多游客千里迢迢只为赶赴这场幸运水龙之约，将观看和娱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六月六的祭奠活动更隆重了，除了在城内举行祭奠活动外，还举行土家族《茅谷斯舞》、《摆手舞》等土家族群众文化活动，成为庸城人隆重的最有影响力的传统节日。和元宵节略有不同的是，这天“龙”分为稻草编扎的“草龙”，龙舞分“翻龙”、“绞龙”两种。在此起彼落的锣鼓声、鞭炮声中，各个民间舞龙灯队大显身手，每到一处，住户早早准备了充裕的水，待水龙舞近时拼命朝草龙泼水，其他人则要奋力挤在草龙下面，希望接到更多的水，预示接到更多的福禄寿，常引动万人空巷。这些队伍中，尤以罗水乡龙灯队表演的草龙、马儿山的布龙和尹家溪的泼水龙最突出，全队36人，都是由村民自发组织，他们甚至在中国民间艺术节上为全国各地表演过张家界的水龙灯。

　　庸城人还爱花，多数人家窗台种上菊花金银花太阳花等。每到春季，庸城的街头总见有人提着一串串花在兜售，两朵三朵用线捆成一束，十步开外就已花香扑鼻。女人买来挂在衣襟上、鬓角上，或放在堂屋里，香气经久不散。而在河堤上，一季一季一垄一垄各色各类的的细碎的花在青青草的簇拥下，跟凡·高笔下的向日葵一样壮观和热烈，给庸城平添了一些雅致的苏格兰情调。

　　或许是花朵，河水，老屋，大戏的熏陶沁润，这条街上出了很多艺术人才，画画的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粘贴画创始人李军声，有我称之为“毕加索”的油画家赵双文以及他的老师赵先志，有后现代油画家代表人物田吟秋，还有大书法家、104岁老人范默因，中国著名摄影家安用甫等，他们构成南正街的新一款风景线。

　　六、文化三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说到庸城必离不开元宵节，“无元宵节不成庸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永定卫志》载：“元宵张灯，先后数日，俗民多装故事，饰狮子、演龙灯，沿门戏舞。”清道光三年(1823年)《永定县志》载：“元宵前数日，有龙灯、狮子灯等戏，鼓乐齐喧，自十三日放灯，十五日罢灯。”清同治九年(1870年)《续修永定县志》载：“岁时初三日后，城乡盛鼓吹，扮鱼龙、狮子、花灯诸戏，而初九曰上九，十三曰上元，十五元宵尤盛。”清咸丰晚期，庸城出现新门类永定花灯，清同治初永定县令王日修《小南京词》可以佐证：“湘江处处楚歌声，此地偏饶白下情。制得吴讴夜吹笛，果然身在小南京。”这里重点说说三大奇葩：永定花灯、大庸阳戏、大庸硬气功。它们也分别被评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花灯

　　据玩花灯老人口传，清代晚期，永定县中湖乡有覃氏兄弟玉龙玉凤常去四川贩盐，途中看到许多花灯演出，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词调，回乡后课班授艺，使花灯流传开来。1920年至1925年，“湘西王”陈渠珍割据湘西十县，推行自治，鼎力发展文化教育，举办十县花灯曲艺交流会演，改进花灯词、曲和技艺，使传统花灯村村普及，形成高潮。但是主题的灯词除了这些品味高雅的“阳春白雪”外，更多的是“下里巴人”。北伐期间，曾任建国联军川军第四旅旅长的大庸人周朝武，由于喜爱花灯成癖，责成所属营长陈友卿以厚礼聘来有文墨的花灯师傅，选择了数十名少年儿童办了一个花灯训练班，日夜教演，与此同时，将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灯词进行了加工提高，使许多词曲面目一新，文采焕然。国民党统治时期，有人认为有的花灯词伤风败俗，一度禁演。

　　根据张家界民俗专家陈自文老先生记载，花灯是以小丑小旦载歌载舞为主。由于许多花灯词涉及风流韵事，大男大女不太适合，都是小男孩演，1949年以后小旦才由女孩担任，五至七名玩灯者帮腔。表演时以相互旋转为主，辅之以前后弯腰、进退碎步、白鹤亮翅、蝴蝶采花等简单的舞蹈动作。乐器为鼓、锣、头钹、二钹、勾锣、大筒、笛子等配合。唱腔以灯调为主，杂以民歌小调，最突出的特点是衬字衬词多，如“咿得儿呀得儿喂”、“呀合喂”、“呀衣呀”、“咿呀呀得儿喂”、“喂呀喂得儿呀”等。内容主要分吉庆祝福、歌颂古人、劝善去恶、生活情趣、男女情爱等。其中被歌颂的古人达一百余人，多为忠臣良将，情女义男，还有圣哲明君，仙道神佛等。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均名列“经传”，大多数登上了戏台，有着可歌可泣的情节，风花雪月少，悲欢离合多。特别是忠臣的卫国、节女的为情被广大人民群众视为楷模，学习膜拜，传唱不已，演唱者入戏很深，常常唱得观众或奋起扼腕、或鼓舞雀跃、或忧心如焚、或声泪俱下泣不成声。据说上世纪20年代初，一妇人还在哺乳，刚满月就抱着孩子追看花灯，孩子饿得哭，夫人便将乳头塞给孩子，自己听入了迷忘记了孩子在怀里，结果一天一晚下来，孩子被乳头窒息而死，妇人成了疯子。男女情爱是“花灯”的主流，曲目占70% 以上。其中有的来自才子词人的手笔，写得十分优美而高雅。由于永定花灯易学易记，男女老幼一唱就会，正如“凡有井水处，皆咏柳永词”一样，在永定城乡，一度“凡有井水处，皆有花灯声。”

　　据著名阳戏编剧樊世雄老先生介绍，元宵花灯节每年从大年正月初一开始出灯，并且有一种完整的出演程序，分为启灯，出行灯、上元灯、元宵灯、收灯共五个步骤。启灯：不论何人以何种名目组建的花灯队，出灯前都要举行启灯仪式。大年初一晨，择一屋前场坪，置一方桌，焚香烧烛，全班人马在师傅率领下净手、净面，先师傅，次鼓师，再次琴师、丑角、旦角等。净毕，各持三枚清香，虔诚行拜三跪九叩之礼，礼毕，鼓乐鞭炮齐鸣，然后首演“八大颂”曲目。据庹松侠老师说，此举意在乞求花灯祖师庇佑，演出顺利无忧。出行灯：正月初一到初三唱出行灯。唱“拜码头”、“大八颂”、“下报条”、“小八颂”、“九连环”等吉庆花灯曲目。初四方可外出串乡走寨演唱。上元灯：正月初九进城演唱称“上九日”，又谓“玩上元灯”。限唱“小四景”、“红绣鞋”、“十画”、“十杯酒”、“女十绣”、“倒贴”、“打烟馆”、“八仙图”、“卖纱子”、“放风筝”、“卖花”等曲目。初十复串乡登门演唱。元宵灯：又称“闹元宵”。正月十五日各路花灯齐聚县城大显身手，所唱花灯曲目不限。收灯：正月十六日，全班花灯演职员齐聚一处，将所用灯笼、扇子、纸花堆积一处，点燃冥钱香烛一起焚烧。丑、旦演员在鞭炮、鼓乐声中，丑先旦随，跃过火堆，名曰“熏烟火”。据李跃胜老师说，不如此便遭厄运，或多灾多难，或如痴如癜。然后清唱一盘“十八扯”。然后全班人马会同本村花灯爱好者一同欢宴畅饮，分发“打发钱”及香烟、炒米、糍粑，尽欢而散。

　　擅演花灯的艺人甚多，最负盛名的当数杜从善(时人称为花灯祖师)、刘彩庭、刘思之、覃华堂、覃德之、杨全之、宋金生、彭银洲、万小洲、代达三、庹喜生、李寿(以上艺人均已辞世)，健在的有李顺、李玉芳、卢忠和、黄腊、邹石、吴三洋、胡维星(女)、尹德菊(女)、田开桃(女)等。

　　大庸阳戏

　　沈从文曾说：“到湘西不看大庸阳戏等于直到半个湘西”。可见阳戏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据原大庸阳戏剧团团长周志家先生介绍，阳戏在庸城起源较早，1430年，在普光禅寺之右建起了关帝庙，又称武庙，而且规模“甚巨”。武庙高戏台的建成，使阳戏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814年，樊姓邑人重募建关帝庙，其中高戏台保存至今完好无损，西侧大门处刻立的“看戏公约”石碑，仍清晰明辨。到了清朝中叶，阳戏戏班已普遍存在，犹如雨后春笋，以教字垭犀牛潭一带的覃氏家班最为享名，其中杜从善、覃保元等老艺人带徒授艺，阳戏进入鼎盛发展时期。 阳戏乡土气息浓郁、语言生动风趣，最显著的艺术特点是唱腔风味独具一格，别有情趣。 大庸(北路)阳戏的唱腔有十八调。唱法必须用真假嗓相结合，唱词用真嗓，拖腔用假嗓翻高八度，这种唱法又称“金线吊葫芦”真假嗓相结合的唱腔唱法，可以与“黄梅戏媲美”，是“三湘一绝.五溪奇葩”，是全国戏曲独一无二的。这种真假嗓的巧妙结合，体现了土家人的粗犷豪放的性格，声腔宏亮，韵味无穷，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然而外地人却很难模仿，更难唱出这种独特风韵。正因为如此，阳戏被专家和学者誉为“三湘一绝、五溪奇苑”，“是土家族文化中的艺术荟萃。”2010年5月被国家文化部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大庸硬气功

　　大庸硬气功又称“鬼谷神功”。相传鼻祖为“三教九流”之一的纵横家楚国鬼谷子。《永定县志》中就记载：鬼谷子曾隐居天门山西崖绝壁鬼谷洞，潜心学《易》，著《捭阖》十四章，传授方术。清代中期，武林高手朱茂岭隐居三岔村芭蕉湾洞穴，研究鬼谷神功，后收余道人(名余世万)为徒，传其衣钵。大庸硬气功集武当、少林、南北派、昆仑派众家之精华，讲究气功与武术相结合,重在实战。早先，鬼谷神功作用在于实战，如清同治年间镇守台湾的总兵刘明灯将军以及其兄弟六人，自幼苦练鬼谷神功，都得真传，死后碑文上就有“幼奂奇气，臂力过人”的记述，其弟刘明瑾当年跟随左宗棠平定阿古拉叛乱，在《新疆上下两千年》里有重墨记载。有“中华第一保镖”“中华第一神腿”之称的杜心武大师所习自然门功夫将鬼谷神功的精髓演义至最高境界，曾在武术界引起轰动。民国初期，硬气功逐步变为民间体育表演艺术，尤以“双风灌耳”、“银枪刺喉”、“腹卧钢叉”、“钉刀床破石”、“汽车碾身”、“头撞石开”等节目最为惊险叫绝，南门口对岸的官坪村更是男女老幼爱好气功成风。1980年，硬气功大师赵继书随同华国锋出访西欧七国，其精湛的硬气功表演倾倒百万观众，“大庸硬气功”从此享誉海内外。现在在《魅力湘西》演出中还能观赏到大庸硬气功的表演。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三盘鼓和渔鼓。据永定“三棒鼓”世代艺人相传：元朝末年，有一苏姓艺人，乃外地某杂技团杂耍人，因抱打不平，伤人性命，为避官府缉拿，逃来永定，后娶本地贫女为妻，因无田地，只得靠耍“三棒鼓”沿门乞讨为生，其所生一双儿女，男名苏子建，女名苏兰姣，不久因病去世，子女只得继成父业，以玩“三棒鼓”为生。兄妹俩在艺海生涯中，结识了不少戏剧、杂技、武术等江湖中人，技艺日精。为让“三棒鼓”表演更加吸引观众，多得些赏钱，兄妹二人将一些戏剧、杂技和武术中的耍刀技巧融汇在“三棒鼓”的抛耍表演中，从此永定“三棒鼓”的表演便多了一种抛刀、抛钢叉、抛火把的抛耍艺术。表演时一个或多人各持三至四把小刀或钢叉、火把，随着抛棒击鼓人的演唱，上下左右，身前身后，胯下臀后抛出名曰“关公背刀”、“美女梳头”、“银鼠窜梁”、“美女照镜”、“草船错箭”、“斩杀四门”、“金龙探海”等高难度的抛耍技巧，致使“三棒鼓”具有了独具一格的永定特色。渔鼓的主要伴奏乐器是一个大约二尺长，一端蒙上猪板油皮和猪尿包皮的竹筒，叫做“渔鼓筒”，所以称为“渔鼓”。另配简板和钹。据传永定于清代极为盛行，曲调简单，容易掌握，唱腔朴素，便于演唱，加上渔鼓筒配合节奏，曲调高亢悠扬，很有特色。唱词和道白均用地方语言；由一人说唱、不受场地限制、形式短小精悍，故事情节完整，人物形象突出。曲目分为长篇、中篇、短篇三种。解放前以长篇、中篇为主。在群众中喜闻乐见的曲目中有：《二十四孝》、《劝世文》、《吕蒙正招亲》、《薛平贵回窑》《梁山伯》、《永定十八坪》等一百多个。擅演渔鼓的世人甚多，仅老一辈出类拔萃的渔鼓艺人就人数十名，其中最富盛名的当数庄益胜、陈炳章、张岸荣、涂英唐等。健在的有瞿家才、李长安、覃正满、龚光模、覃玉姑、李福伍、杜明友、田开春、张德桃等。无可非议，永定花灯、大庸阳戏、大庸硬气功成为庸城文化最突出的胎记。

　　七、新未了情

　　光阴荏苒。城市演进中的许多文化胎记已经衰败乃至消亡。当我们再次审视这座生养我们的城市时，却发现太多的底片在光影中成为了美好的怀念，惟有珍贵的照片为我们找到些许鲜活的城市印记。

　　在喜庆声中诞生的“张家界市”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嬗变着。张家界六届市委市政府用心良苦，招商引资，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一个个区域逐渐成型，每时每刻都能听到城市骨节生长的声音。今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城市变迁，真切体会到谁也阻挡不住城市发展的脚步，城市建设向四围扩散，向高空拓展，早已改变了几百年前小家碧玉的模样，然而承担文化的传承也成为刻不容缓的重任。城市文化是城市演进中沉淀下来的人类集体思想、情感、智慧和梦想的复合载体。余秋雨先生说：“文化的终极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文化的魅力，就在于摆脱功利，走向仪式。”如果说曾经某些老街古巷的拆迁迫于现实的无奈，那么，对“城市之根”的大力保护既是新情势下建设国际旅游新城的必须，也是城市管理者、文化建设者高瞻远瞩，为这座古城延续城市文脉的使命。几届政府用心良苦，在重塑“城市新面貌”中注入新内涵，在设计上引入“修旧如旧”的思路，在澧水沿河的开发建设中，规划出滨河一线为庄重大气雅致的仿明清传统木楼风格建筑区，即让临澧水所有建筑呈现出十里“青瓦白墙、飞檐拱壁”的吊脚楼民居建筑群外型，傍水河埠，黛瓦粉墙、深深的庭院与沉静的河流组成一片街区，重现老庸城当年的繁华丽影，延续老庸城的历史文脉。同时还将这条街打造成旅游休闲一条街，以慢生活为基本业态，呈现一些有文化品位的咖啡馆、书吧、画廊、酒吧等，引导大家对建筑、美术、音乐、民间艺术等的鉴赏热情，让新城居民感受到安逸与乐享，让外来游客体验到闲适与优雅。

　　历史文化是城市名片的内质，而“凝炼特色”则是提高城市知名度、增强城市影响力的重要载体。雅典和罗马古城之所以是永恒的，核心是其古建筑所发散的巨大文化魅力；北京明清故宫、颐和园、天坛，西藏布达拉宫、丽江古城、平遥古城、苏州古典园林、皖南古村落、凤凰古城等古建筑列入世界遗产，是凭借其蕴含的丰厚文化力量。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一个没有文化遗存、没有历史演进胎记的城市是苍白无力的。张家界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如何在城市建设中提升文化品格和人文气质，让这个30万人口、33平方公里的小城彰显出独具气场的文化和思想魅力，让人对此充满无限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