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玉兵

这场景，水一样漫上来，凉丝丝的，带着秋日的露气。我仿佛又看见那个大约二十岁左右、高大帅气的父亲，穿着一身或许洗得发白却浆洗得干干净净的干部服，胸膛里揣着一团火，一双眼睛亮晶晶的，望向老家轿顶山山岗那边他从未抵达过的广阔世界。那时的他，该是怎样的意气风发啊。上级组织的声音还在耳畔，学习的憧憬涨满心间，水利或农业的蓝图，在他脑海里或许已勾勒过千遍万遍——也许是治理家乡的某条时常泛滥的河流，也许是推广新的作物让乡亲们都能吃饱饭。他的脚步是轻快的，充满了那个年代一个有为青年对未来的全部热望。那天的太阳，想必是金灿灿的，照得通往山岗的那条土路都泛着光。

路的尽头，家的方向，站着他的父亲，我的爷爷李应财。爷爷不说话，只是沉默地从幽暗的屋里搬出那杆沉重的“爪子炮”（猎枪）。那杆猎枪，平日是用来向山林讨生活的，此刻，却成了裁决一个人命运的器具，冰冷而又无情。猎枪的沉默，比任何嘶吼都更具重量。他坐在那条承载了无数家庭重负的、被岁月磨得油光发亮的板凳上，一只脚稳稳地踩住猎枪的扣环。而另一头，那幽深的枪口，决绝地，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山风掠过，吹动他花白的发梢，却吹不散他眉宇间那以死亡铸成的壁垒。那是一种何等绝望而又固执的想法，要用自己的性命，来捆住儿子即将高飞的翅膀。“你去一下试试，”他的话狠得像山里的石头，一块块砸在父亲的心上，“你只要翻过那个岗岗儿走，我就死给你看。”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血丝和不容置疑的决绝。

一边是青云之路，一边是生身之父的性命。那道山岗，不高，林木蓊郁，在当时的父亲看来，却成了他一生也无法逾越的绝壁。他转过了身。那团眼中的火，在转身的刹那，想必是倏地熄灭了，只余下一地冰冷的灰烬。我似乎能听见，那理想碎裂的声音，轻微，却又震耳欲聋。从此，“李光明”成了曾用名，一个改名叫“李金初”的大孝子牢牢地系在了这个唤作“柏杨坡”的贫瘠的土地上，系在了那四个嗷嗷待哺的弟弟和一个几年后来降临的妹妹身上。那身干净的干部服，想是也被他仔细地叠好，深藏了在箱底，连同那个再也无法触及的明天。

爷爷终究是走了，在小姑姑不满百天的时候。生命的接力棒，以一种无比沉重的方式，完全交到了父亲的手上。他成了弟弟妹妹们的“亦父亦兄”。我常常在想，那些深夜里，他看着熟睡的弟弟妹妹，是否会想起山岗那边的风声？那风声里，可曾送来远方课堂上的朗朗书声，或是水利工地上喧腾的人浪？他从不曾说，我们也无从问。他只是一头扎进生活的泥泞里，用他那副曾经“威武挺拔”的身躯，奋力拉拽着一大家子人，在贫瘠的年代里蹒跚前行。他的青春，就这样被剁碎了，拌进了一日日的柴米油盐里。

后来，父亲成了家，有了我们。四个姐姐和我的到来，像是五株亟需滋养的幼苗，将他生命中最后的精力也吮吸殆尽了。生活的重担，从“五个弟妹的兄长”，无缝衔接地变为“五个子女的父亲”。这座新的大山，比轿顶山、比爷爷的那杆猎枪更冰冷，更无情。它一寸一寸地，压弯了父亲的脊梁；一日一日地，磨蚀了他的健康。我记忆里的父亲，身影渐渐佝偻，咳嗽声成了家里的背景音，一声接一声，像是在拉着一架永远也拉不完的、破旧的风箱。那是一个无解的循环：感冒，吃药，再感冒，再吃药……仿佛一场永无止境的、与疲惫和衰弱的拉锯战。他的免疫力，就像一件穿得太久、洗得太多的旧衣裳，终于千疮百孔，再也抵挡不住一丝一毫的风寒。

即使这般困顿，父亲骨子里那份“不甘落后”的劲头却从未泯灭。为了我们口中的粮食，他像一头沉默的垦荒牛，向大山索取生机。自留山上蓊郁的油茶油桐，是他一株一株亲手栽下的；庞家大山那新开垦的二三十亩生地，也是他一锄头一锄头，在荒芜中刨出来的。我记得那些夏日，太阳毒辣得像要烤干人的骨髓，父亲就那样赤着膊，汗水在他古铜色的脊背上冲出一道道泥沟，他兀自不停地挥舞着锄头，在荆棘与草莽间，为我们刨出一个秋天金灿灿的玉米堆。那用小四轮货车拉了一趟又一趟的玉米棒子，哪里是粮食，那分明是父亲用血肉兑换成的，我们活下去的资本。空气中弥漫着新翻泥土的腥气，和父亲身上浓重的汗味，那是我闻过的，生活最原始、也最沉重的味道。

他对自己，却吝啬到了极点。省吃俭用是常态，碗里的几片肉，总要夹到我们碗里；小痛小病，总是“忍忍就过去了”。我永不能忘记那一幕：一次犁田时，他因胃病痛得实在撑不住了，就那么直接地田埂上新翻的泥土与杂草之间，紧闭着眼，胸膛剧烈地起伏。那一刻，他不像一个已经连轴犁田了多日的劳动力，更像一个被生活彻底击倒的战士，连挣扎的力气都已耗尽，只能静静地等待病疼稍稍缓解，然后再挣扎着起来继续犁田。一起并肩战斗的黄牛，没有走开，在风中轻轻摇头嘶喊，像是在为他叹息。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生活反复捶打的汉子，心里却始终为旁人留着一块柔软的地方。一次邻居大爷被狗咬伤，溃烂见骨，土郎中都束手无策时，是父亲，拖着疲惫的身躯深入大山，在悬崖峭壁间为他采来救命的草药。我记得大爷家人来道谢时，父亲只是摆摆手，脸上是那种惯有的、略带腼腆的笑容，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和吃饭喝水一样平常的事。一年腊月二十九，我们土家正“过赶年”，厨房里蒸汽氤氲，家家户户弥漫着年夜饭的香气，邻居小孩被鞭炮炸伤虎口，咚咚的敲门声带来的不是埋怨，父亲放下刚捞起的腊肉，二话不说，拿起手电就隐入了漆黑的山林……他的善良，是他背负的所有沉重之外，额外加上去的一份重量，他却甘之如饴，仿佛这能给他苦涩的生活带来一丝别样的甜味。

父亲去世的日子，选择了那年黄金周的倒数第三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入土为安。 我后来才恍然惊觉，这时间的安排，何其符合父亲一生的为人。他连死亡的时间，都纳入了奉献的序列——选在长假将尽时离开，让在外工作的儿孙们不必额外请假，奔波往返；留出两天料理后事，在假期最后一日入土为安，大家便可收拾心情，各归其位，不至于因他的离去过多地扰乱了生活的节奏。一辈子为人考虑，连生命的终章，都写得如此克制而体贴。

乙未羊年八月二十三日（即2015月10月5日)15时54分，父亲永远地歇下了。他终于不必再在田埂上躺下休息，也不必再为谁的伤病深夜入山。他彻底地、安静地，歇下了。那副被生活透支殆尽的身躯，终于获得了永恒的安宁。

今夜，我遥望着生命里那座——父亲最终未能翻过去的山岗。它横亘在岁月里，沉默如谜，在星光下泛着青灰色的、冷峻的光。我曾无数次地设想，如果当年父亲翻过去了，他的人生会是怎样的一番光景？我们家族的历史又会如何被改写？或许会有显赫，会有另一种轻松与体面。但那样，或许就不会有后来那个为弟妹撑起一片天的长兄，那个为子女耗尽最后一滴血的父亲，那个用草药与善意温暖乡邻的“李光明”。那个名字，最终没有刻在某个单位的门牌上，却深深地刻在了所有受过他恩泽的人心里。

父亲用他一生未能翻越的遗憾，为我们这些后人，垒起了一道足以遮风挡雨的、更高的山岗。那山岗，没有名字，它的泥土，是责任、是牺牲、是爱，也是无尽的、沉默的悲怆。我们如今都走出了柏杨坡，走到了比当年父亲梦想中更远的地方。而我们行走的每一步，都踏在他那宽厚的、未曾垮塌的脊梁之上。风过山岗，万籁俱寂，我仿佛能听见，那来自岁月深处的、一声悠长而满足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