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未名湖

老屋阁楼的横梁上，悬挂着那件蓑衣。棕褐色的棕皮已然发黑，像一片凝固的夜色。每有风从屋宇的档木空隙钻入，它便微微晃动，如父亲佝偻的背影在时光深处蹒跚。我总在谷雨、寒露归乡时爬上阁楼，伸手轻抚那些温软中夹杂着丝硬的棕絮——指尖触到的不是纤维，而是一整个时代的温度。

蓑衣是祖父编制的。他选取深山的野棕，在澧水浸泡数日，剥出棕皮，用竹针引棕绳，一针一线缝合而成。父亲继承这件蓑衣时刚满十六岁，那时他还不懂得，这件重达七、八斤的衣裳将伴随他挑着一个家庭的重担走过大半个世纪的风雨。

记忆犹新的是童年时的初春时节，我们姐弟俩时常冒着春寒，坐在屋檐下，等待外出劳作的父母回家。有一次清晨，看着冒雨抢做秧田的父亲远远地走回来，厚重的蓑衣披肩上扛着沉重而弯曲的犁辕。进到堂屋边，冻得嘴唇发紫的父亲来不及洗刷满腿的泥泞，便递给我们他犁田时捕捉到的一小蒌十数条活蹦乱跳的泥鳅。这时父亲便坐在门槛边喘息，刚脱下的蓑衣上的雨水在脚下积成水洼。我双手接过他那件沉沉甸甸的蓑衣准备去挂在门边挂钩上时，竟觉得凉意阵阵浸人筋骨。

“蓑衣不怕雨，就怕晒。”父亲这般说过。农闲时的晴日，他常常会把蓑衣荫晾在院子里的核桃树下，用竹枝轻轻拍打。棕皮在树枝间稀疏斑驳的阳光下舒展，散发出泥土与汗水混合的气息。那些纵横交错的棕绳，像极了父亲手掌的纹路——每道沟壑里都藏着与土地对话的密码。

孩童时，在更深露重的秋夜，父亲也会带着我和年幼的姐姐，提着马灯或者举着松油柴火把走向屋坎边不远的澧水河边。那是另一种仪式。只见父亲脱下蓑衣，缓缓地在岸边杂草丛中铺出一方温软的床垫。他让我们姐弟俩坐在上面，又麻利的将四周露出的荆棘草尖清理干净。在确定蚊虫伤不到我们的手脸后，父亲才又举着光亮，只着短裤，跨入齐腰深的河水。马灯或者火把的光晕在水面上摇曳，他的身影在明暗交界处若隐若现。双手缓缓探入水底，如白鹭捕食般凝定。忽然，指缝间似金光一闪——一尾额骨鱼已在他掌心挣扎。这种鱼头骨坚硬多刺，肉质极鲜嫩，它们只在夜半时分潜游到河岸边觅食。

懵懵懂懂的我们蹲在岸边看他劳作。月光把他的脊背镀成青铜色，水珠沿着肌肉的沟壑滚落。那时的澧水清冽见底，能照见天上银河。父亲说额骨鱼是河神的信使，摸鱼时要心怀敬畏，“取你所需，莫贪莫尽”。他总会把未成年的小鱼随手丢回水中，动作轻柔而丝滑。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湘西深山时，父亲依然披着那件蓑衣下田。邻居们都换上了轻便的雨衣，他却说：“化纤的衣服不透气，蓑衣会呼吸。”我后来才明白，他守护的不是一件农具，而是一种与土地相处的方式。蓑衣的每根棕丝都来自山野，最终又归于尘土，完成生命的循环。

直到前几年那个霜降季节的雨后，父亲在屋后坡地的果园里整地，下坡时不慎滑倒在岩坎边，蓑衣被尖锐的石头划开了线缝。他抚着破损处久久不语，眼神如同看着受伤的老友。母亲说要给他做一件新的，他却摇摇头缓缓地开口道：“现在的野棕不好找了，田角地边的棕树都沾染了农药、化肥，已经编不出这样的蓑衣了。”

确实，农药、化肥让土壤板结，再也长不出柔韧的野棕。澧水上游也建了水电站，夜半不再有额骨鱼溯游。父亲的蓑衣成了绝唱，如同他那一代人——最后一批真正懂得与自然谈判的农夫。

去年整理老屋，我想把蓑衣送进民俗博物馆。父亲沉默良久，说：“留着吧，让孙辈们知道他们的根在什么地方。”如今它依然悬挂在阁楼上，像一只收拢翅膀的巨鸟。每逢雷雨天气，我仿佛还能听见父亲穿着它在雨中劳作的脚步声，听见棕皮摩擦时沙沙的声响，如大地深沉的呼吸。

上周中秋节，姐姐家的小重外甥女，这个还不满四岁的懵懂宝贝随我爬上了阁楼。她忽然指着悬挂蓑衣的那面墙问：“那就是太嘎公的战袍吧。”“是的”，我说。“那是蓑衣，也是太嘎公的战袍”

此刻，我的眼眶湿润了。是的，这就是父亲的战袍——他与天地作战，与命运作战，最终与时间和解。蓑衣上每一处磨损都是勋章，记录着一个农民在伟大变迁中的尊严与坚守。

昨夜我又梦见年轻的父亲。他脱下蓑衣，站在澧水河里，额骨鱼在月光下跃出水面，胴体如金光乍泄。他回头对我微笑，身影渐渐模糊了。清晨醒来推开窗，见远山含黛，雾锁峰峦。我知道，如今年届八旬的父亲的确是老了，他经受常年重体力劳作的身体已变得赢弱不堪。他再也不能去田间地头去劳作，也不能下河扎猛子、摸额骨鱼了。我想，老父亲的心里一定是从未脱下那件他心心念念的，似战袍般荣耀他一生的蓑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