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生于1922年，属狗。

父亲说：狗不离家。可父亲偏偏自幼离家在外，一直帮别人犁田，帮别人栽秧，帮别人收割稻谷，帮别人看家……

父亲帮别人犁田时，还没有犁高。

父亲帮别人栽秧时，自己还是一颗稚嫩的苗。

父亲帮别人扳谷时，手杆还没长粗，腿杆还没长毛。

日出日落，春去秋来。

父亲不知帮别人家犁了多少田，栽了多少秧，扳了多少谷。

那时父亲朝思暮想，就巴望有朝一日能有一丘属于自己的田，他能在自己田里劳作，能在自己田里春种秋收。

二

1949年解放，父亲回到久别的家乡。

1950年春，家乡实行土地改革。

真是喜从天降，父亲终于分得了一丘属于自己的田——岗子丘。

岗子丘一亩六分，因位处村后山岗而得名。其田形弯若残月，青沙泥性，无固定水源——虽不是上等好田，但毕竟是政府分给父亲的田。当解放军和农会主席将一块写有父亲名号的木板插入岗子丘田头时，父亲心情激动，喜极而泣！

此后的许多日子，父亲一天到晚在岗子丘忙乎。他将岗子丘的田头地坎整修一新；又在田边山水路径处修了一洼水塘，以备春耕犁田及天旱抗灾用水；又从老远的山湾里挖来数百担肥土掺合在田里以改善土质；又从自家牛栏猪舍挑来百十担牛粪猪粪施作底肥……父亲是种田里手。在父亲悉心打理下，岗子丘变成一丘土质肥沃旱涝保收的上等田。

有了岗子丘，父亲便有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有了岗子丘，父亲便有了安身立命的根基。

有了岗子丘，父亲便有了娶妻生子的十足底气。

有了岗子丘，便有了我母亲以及我大哥、二哥和我。

三

1956年实行初级社，继而是高级社，继而是生产队、生产大队和集体化。那时，岗子丘已归为大队集体所有。可父亲将岗子丘视为己有情有独钟。1958年春，父亲和母亲被集中在大米界炼铁，岗子丘交由大队农业组经管。父亲不放心，生怕别人怠慢了他的岗子丘，好几次趁夜回来宁肯不看我，也要看看他的岗子丘。

“钢铁元帅”下马之后，父亲回归大队从事农业生产。1959年“大跃进”，大队干部见岗子丘稻苗长势不错，说服父亲要在岗子丘“放卫星”。父亲半推半就，任凭众人将其他稻田正在灌浆的稻谷移植在岗子丘。结果“卫星”放成了，岗子丘稻谷亩产突破八千斤。父亲因此还得了个“县级劳模”称号。及至后来许多年，父亲每每说及此事，羞愧之余，也为他的岗子丘感到很是自豪。“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时，父亲任生产队长。父亲对岗子丘更是关怀备至。凡岗子丘的农活，要么自己亲历亲为，要么派队上“老把式”去做。父亲有事无事都要到岗子丘转悠转悠。

几十年来，父亲把岗子丘看得比命还贵。

父亲待岗子丘，如待老人那般孝。

父亲待岗子丘，如待儿女那般爱。

四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政府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时，父亲哪丘田都不要，就要这岗子丘。

父亲说：岗子丘如同我儿我女，我和它打断骨头连着筋，死活不能分！

田土承包到户后，政府倡导多种经营。于是有人将稻田改成果园；有人将稻田改种烤烟；有人将稻田改种药材、百合等经济作物；有的索性打工去了，任其田土闲置抛荒。而父亲却初心不改，一直坚持种水稻。

父亲说：钱可以少用，饭一顿不吃都不行。

于是每到八月秋后，远远望去，家乡坪中那些果园、药材、白合、考烟类都已作枯绿景象，惟有岗子丘漾着金黄。

父亲离世前，岗子丘一直种水稻。

五

坚持种水稻的还有我大哥。只是大哥的稻田在大哥家屋后山湾里，外人不容易瞧见。

父亲离世前对大哥说：华（指我）他们都进城了，子子孙孙怕是不会再回来了，我这岗子丘就指望你经管了。记住我的话：岗子丘要栽稻；你那寒水田，也要坚持栽稻。一个农民不种粮，种烟种药种茶叶，哪是个事呢！

大哥说：放心吧，我是要种稻的。你不说我也这么想，一个农民田里不种粮，仓里无储粮，天天靠买米过日子，这哪是个事呢！

大哥接过岗子丘，依然种水稻。

几年后，家乡作兴栽霉茶——霉茶收入高，政府还有补贴，比种水稻合算得多。大约两年间家乡满坪满坝栽的全是霉茶，人们称我家乡为“霉茶之乡”。

我不以为然。

一日我回乡，大哥对我说：你看看，这满坪满坝都是霉茶，唯有我的寒水田和爹的岗子丘栽的是水稻。你讲，面临这种情况，我是该种茶呢还是该种稻？

我说：听爹的吧。

大哥说：爹一生饿怕了。爹一生最担心的事就是生怕再饿肚子。因此爹十分看重粮食。仔细一想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农民不种粮，粮从哪儿来？就说可以从外国进口粮食，可一旦打起仗来又怎么办呢？所以我想，还是听爹话，坚持种稻。

我说：那就种稻吧。

几年后，一场大病将大哥带走了。

大哥走后，大哥的寒水田由侄儿流转给了他人；父亲的岗子丘亦由我弟媳流转给一位远房亲戚。两丘田到头来终归是种了霉茶。

从此，家乡满坪满坝便见不到一抹金黄了。

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