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屈泽清

大庸鹅耳枥的《食堂》，不是一碗饭的怀旧叙说，而是以食堂为舟，载着个人成长的轨迹，划过中国乡村从匮乏到丰裕的时代长河。字里行间的烟火气里，藏着一代人的生存底色，一个时代的发展肌理，更藏着物质浪潮中不该被遗忘的精神根脉。食堂的模样变了，米饭的滋味变了，但那碗饭里的时代重量，从未轻减。

食堂是历史的刻章，在饥饿记忆里，刻下对粮食的极致敬畏。

文章的精神原点，始于祖母那一次“不护短”的沉默。包产到户的新光景里，孩童嫌饭食粗劣扣碗的任性，撞上的是祖母刻入骨髓的饥饿过往。“大食堂”时期邻村的灭门悲剧，祖公吞棉絮求存的锥心细节，不是泛黄的历史文字，而是祖辈用生命换来的生存认知。

祖母的一句“糟践粮食，该打”，道尽的不是苛责，而是匮乏年代里，粮食与生命等同的底层逻辑。这份对粮食的敬畏，是刻在民族基因里的生存本能，是从苦难里生出来的，对每一粒米、每一口饭的珍视，成为贯穿作者一生的精神标尺。

食堂是成长的渡口，在求学路上，盛着奋斗的艰辛与人情的温热。

从石碾坝小学的陶瓷缸带饭，到青湾村完小的白米饭大锅，再到谢家垭乡中的土坡小灶，食堂的形态随求学之路更迭，也藏着乡村少年走出大山的每一步艰辛。小学时，曹老师一边骂一边匀饭的温情，消解了农活的苦累，让带饭的瓷缸里盛着师生情的暖；初中时，宿舍旁的一排小土灶，袅袅炊烟里是青春的粗粝，师生共寻鱼虾、互赠山味的纯粹，让清汤寡水的日子有了别样滋味；高中时，母亲送菜遇车祸，满头绷带仍念叨“菜瓶子没打破”，更是将食物的意义推向极致。玻璃罐头瓶里的干菜与野味，早已超越果腹的本质，是家人的期盼，是亲情的重量，是贫瘠岁月里，托举着少年奔赴远方的希望。

食堂是逃离土地的避风港，是奔赴未来的中转站，每一口饭，都嚼着奋斗的甜，咽着生活的苦。

食堂是时代的棱镜，在社会转型中，照见人性的幽微与价值观的变迁。

食堂的嬗变，从来与时代的脉搏同频，是观察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绝佳窗口。高中时，食堂承包制的到来，是市场经济渗入乡村教育的第一道印记：米饭克扣、菜品涨价，大人们骂“市场经济害人”的无奈，折射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乡村社会对利益重构的迷茫与不适。乡镇工作时，食堂师傅用米糠遮脏、独占好菜的细节，更是将人性的幽微刻画得入木三分——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被打破，利益的小算盘，开始在食堂的烟火气里滋长。从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到市场经济的承包制，食堂的变迁，是时代改革的缩影，每一次改变，都藏着社会的发展，也藏着人性在利益面前的真实模样。

食堂是精神的镜子，在物质丰裕时，照见记忆的淡漠与根脉的坚守。

从乡村到城市，从求学少年到机关“笔吏”，食堂始终如影随形，只是模样早已天翻地覆。如今大院食堂的餐桌上，品类繁多、滋味俱佳，却难掩触目惊心的浪费：只咬一口的馒头被弃，泔水缸里装满倒掉的肉和菜。物质丰裕了，日子好过了，可那份从苦难里生出来的粮食敬畏，却在慢慢消散。

作者望着泔水缸的怅惘，不是对匮乏时代的怀旧，而是对历史记忆的珍视。当粮食不再是稀缺品，我们丢掉的何止是剩饭剩菜，更是对劳动的尊重，对苦难的铭记，对祖辈生存智慧的遗忘。

一碗米饭，装得下个人成长，也盛得下时代变迁；一粒米香，藏得住人情温热，也守得住精神根脉。

作者自比“大庸鹅耳枥”，生于山野、顽强生长，这份生命特质，恰与他在食堂记忆中沉淀的精神内核相契合。从包产到户到市场经济，从物质匮乏到丰衣足食，四十年的时代变迁，都浓缩在一碗碗米饭里。食堂的故事，是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一代人的故事；是乡村的故事，也是整个中国的故事。

时代向前，米粒依旧，那些藏在米饭里的苦难、奋斗、温情与敬畏，从来都是我们前行的底气。

物质可以丰裕，生活可以美好，但刻在骨子里的对粮食的敬畏，对劳动的尊重，对苦难的铭记，永远不能丢。因为那碗米饭的重量，从来不只是粮食的重量，更是时代的重量，是精神的重量，是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永远不该遗忘的来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