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玉平

我不准备评价卓列兵先生的文章，只把读这本书时的想法记下来。2026年6月16日，“益阳作家卓列兵作品桑植捐赠会”在桑植县萃英学校举行，我有幸受邀参加。其人其书，唤醒我，留在益阳的青春，开始于益阳的梦想。

卓列兵先生今年86岁，80岁之后写了6本书！我55岁，曾读过的作家中，没见先例。人生如一张百分考卷，86岁便是86分。86岁还能写文章，就像考了86分的学生，还能关心教室的卫生环境，关心同学的成绩和健康，还会吹笛子、弹吉他，和同学一起开心。真让人神往！

1990年，我就读益阳师范专科学校。次年我20岁，写下“我要用乘法计算我的生命，因为加起来只能等于零”的诗句。“二十岁当四十岁如何，睡不着却说睡不醒”；“传说中的海明威老人，在他自己的大海里了结他的年轻”；“失眠时做了许多梦，梦里的情境却又成了真”。现在我正是当年卓列兵先生的年龄，回看曾经的自己，有苦笑：笑自己年少轻狂，妄图用自己二十岁，藐视别人四十岁，看不上所有轻生的文人；也有会心的笑：庆幸益阳三年没白过，种下文学的种子，现在我依然看不上所有轻生的文人。艺术的价值在于审美，审美的价值在于滋养生命。如今的我对卓列兵先生，是对美的崇敬。五十岁的年龄，决不再敢妄议八十岁的青春。

益阳美名银城，不盛产银属，在于城临资江，商贸发达，银是银钱的银。文化名人有“益阳三周”，周谷城、周立波、周扬；“一叶”是女作家叶紫。当年有“益阳四支笔”之说：邹岳汉、卓列兵、刘春来、黄曙辉，另有叶梦、陶少鸿与他们齐名。我有幸得到刘春来老师读稿评点：多才气，少局气。说我的文字思想境界不高。如今再读卓列兵先生的文章，便似在我的青年和中年之间，在我的中年和卓先生的老年之间，在益阳和桑植之间，架起一道桥。

《小巷深处》，住着炸碗糕的牛爹爹，铁匠坤憨子，搬运工润保子，都是黑黢黢的，只有《水饺伯伯》“白白净净、清清瘦瘦、样子斯文”。秋生生病，“翻皮”“刮痧”“拔罐”“烧艾”，是当年的医治办法。过去和现在，益阳和桑植，有同属湖南的共性。我出生的七十年代，才有赤脚医生，在那之前，先辈治病保命，延续千年，都靠中医。

“小巷深处”，传来的是“梆——梆梆——”的竹梆声，比叫卖的吆喝声更雅致、更引人，让病重厌食的秋生，面对水饺，“连小舌头都要吞下去”。为了吃水饺，想生病，病却迟迟不来。像极我小时候。而我们的后辈，为吃水饺，会装病。我和秋生，和那些前辈，不聪明么？

《糖人爷爷》里，把“哭”说成“水笑”，初见突兀，疑心这未曾听过的益阳方言，跟我们桑植差别真大。转念琢磨，会心醒悟，哭，就是带着泪的表情，可不正是带着“水”的“笑”！底色是把委屈不当回事的乐观，也带着对“小题大做”的揶揄和调侃。自然不是所有哭，都能谑称“水笑”，一定有其语言场景。相当于在“哭”和“笑”之间架起一道桥，丰富语言的含义。我会想着，哪天我也在文章中用上，桑植的“水笑”应该比益阳的“水笑”更“博学”，因为有嫁接再创作。不禁暗自夸奖自己，不愧在益阳呆过，不懂也能猜，见识就是不一样。

至于把瘦子说成“咸萝卜”，我马上能想到桑植的“缸豆儿筋”，词不同、意相近。萝卜泡盐会变瘦，缸豆本来细，干了就更细，看来益阳从来就比桑植富裕，益阳的瘦子都比桑植的胖子胖。

因为富家少爷欺负秋生，糖人爷爷不把糖人卖给给钱的少爷，却送给给不起钱的秋生。《水饺伯伯》也骂过炫耀每天吃一碗水饺的同济堂小少爷“粉老板”，不卖给他。这样的嫉恶如仇，现在的人们，怕是难以置信。读到这个情节，我的第一反应似乎也习惯性地受市场经济影响，觉得不可思议；但回忆和阅历，及对前辈的信任，提醒我，这样的事，一定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发生过。说到底，是同情心，中国人有，从古至今都有。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益阳有，桑植也有。《水饺伯伯》是对《糖人爷爷》的传承，是强调可信度，是给过去和未来架起一道桥。

《糖人爷爷》的同情是正义感的延续，《蚕豆阿婆》便是根植内心的善良。《红鼻子姜爷爷》是个剃头匠，除了剃头技术高超外，还把三国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尤其能和益阳本地紧密联系。把历史典故串进当下叙事，是我常努力实现的表达方法。斗蟋蟀，掏耳朵，翻背皮，技术很高。懂很多实用医术：睡觉扭脖子，耳朵进虫子，睫毛长进眼睛，脚底长鸡眼，鱼刺卡喉，都能轻松化解。让我想起桑植许多前辈，文人学医，医人医己，结识武将，作为傍身本领。桑植人“尚武崇文、重医知礼”的民风，在益阳往辈中找到映像。

《海伢子》的能干，让我想起闰土，海伢子溺水后的海伢子妈妈，让我想起祥林嫂。《卖刷把的婆婆》，本是裁缝家的如花似玉，却被富家公子始乱终弃，早夭的儿子也叫秋生，寄情于“我”，买糯米丝糖给“我”吃。那时的穷，跟我儿时的穷很相似，但我们对穷的表现却不一样。我买不起糖，就不会去卖糖的地方招眼馋。看来还是我们桑植更穷，穷得更有水平，我们接受的教育是：穷要穷得硬轴，饿要饿得新鲜。

《姐姐》很像多了一个妈妈。我是长子，没有同胞兄姐，只有弟妹，虽序齿不同，仍能感同身受。“棠棣之华，莫如兄弟”，“鹡鸰在原，兄弟急难”。一位书生曾评价一位桑植马倌，“对敌斗争坚决”，我想，血缘定是世间最伟大的情感。《细妹》，便是另一种证明。

《曹老师》是数学老师。益阳谚语“板子青山竹，不打书不熟”，跟桑植“碓马前头出好米，棍棒下面出好人”，异曲同工。对于撒谎、骂人、顶撞老师、欺侮同学，年轻从教的我，曾以为要打出男老师的威严。事实上，我打学生的次数极少，目光所致，基本屏声静气，我从不像曹老师用粉笔头打人。我见过用粉笔头打学生的老师，在学生时的我看来，那不高级。后辈老师怎么教学生，我应不用替他们担心。

守门的《戏院坤三》，得势嚣张，失势遭殃。益阳人骂“化生子”，感觉是私生子，有娘养，没娘教，所以品质差。桑植的“化生子”，是满不了六十岁，当不了老人，是对德行不好，命不长久的诅咒。可见，两地也有词同、意不同的情形。色厉内荏，外强中干，是坤三的写照。贫穷，无知，是处于低处的人们，装腔作势，仗势欺人的原因。坏人也知道自己坏，依附于人，是软弱的表现。坏人其实也不想做坏人，只是屈服于生活的不得已。坏事，我们要有评判的标准；坏人，我们要有应对的能力。

《挑水的阿春》让我印象特别深，“糯米坨子”在桑植也同样表示软弱。一个整天挑水不累的大男人，被小孩侮辱，被寡妇欺负，梦游挑水，掉下河淹死了。这样的人，我也看到过。这让我更加意识到，强大是一种精神力量，就像幸福源自心灵感受。

《二海哥》的初恋跟别人结了婚，贫穷，是属于那个年代的共同记忆。《更夫老王》，便是例证。睡的是稻草，吃的是粥，没有炒菜，一年三季不穿上衣，裤子洗了要躲在水里等晒干。谁料更夫老王竟是从宝庆武术之乡流落到此，能打败一群强人，会为妇女、小孩抱不平，会帮助残疾人。有道德有能力的人，得不到善待，只能是时代的悲哀。

《故乡的年》，唯一一篇不写人，而写风俗。三月三，益阳吃地米菜煮鸡蛋，我记忆里，桑植有句“三月三，蛇出山”，然后便是遥遥无期的青黄不接。益阳“六月六，晒红绿”，桑植没这句谚语，但六月也晒。益阳过年有只能看不能吃的“摆食”，桑植也没有；可见应对贫穷，方法是很多的，只要足够穷，足够久。

“扶贫攻坚”以前，我们桑植是湖南“十贫县”，全国“百贫县”，和诞生“精准扶贫”的湘西十八洞村，处在同一水平线。一直以来，我以为是因为山高路远，交通不便，所以理所当然。读卓列兵先生的文章，才知道资江水畔的益阳古城，在我们父辈祖辈，仍然因为贫穷，上演了一出出人间悲剧，发生在水陆两便的平原。那叫解放前，之前是军阀混战的民国，之前是割地赔款的清朝末年。

我曾有许多心中块垒，希望用文字表达，常会因为似乎无法改变什么，迷失方向，缺乏动力。卓老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曾经的真实，架起一道昨天与今天的桥梁，让我们知道幸福的由来。我从没在文章里写自己的喜怒哀伤，只希望通过书写家乡，用家乡照亮自己，然后点亮后辈，架起家乡和未来的桥。热爱思考的人，只要写出文章，就能化做通向未来的桥梁。我们的后辈站在桥上，就能知道他们该做出怎样的抉择。

卓列兵先生捐给桑植许多书，我早些读过，把内容简述出来，希望有更多人读到。其中不乏许多像我一样，在益阳生活过的桑植人，必定有不一样的感受。也有如今生活工作在桑植的益阳人，那是我无法体会却期待揣测的感受。如果两者之间有共同点，那一定是记忆。

记忆，就像资江和澧水上，都一定有桥，连接心灵，连接时光。

作者：熊玉平，土家族，桑植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华对联文化传承人。桑植县诗词楹联协会副主席，澧源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