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正当其时。

张家界是一块红色热土。回望历史，一位位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张家界留下了英雄的足迹，一桩桩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为张家界烙下了红色印迹。从即日起，我们开设《初心永恒——张家界红色故事汇》专栏，追寻红色记忆，讲述革命先烈生动真实的故事，领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革命精神洗礼。回望历史，我们初心不改，展望未来，我们一往无前！

袁任远

1928年4月，袁任远领导常德、桃源、石门、慈利、临澧边界人民举行了“省垣为之震惊”的石门南乡暴动，建立了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佘汉初为司令，袁任远任党代表。1928年夏，石门南乡武装起义失败，袁任远遭到反动政府第二次通缉。早在大革命失败后，袁任远就作为慈利“四大暴徒”之首，遭到国民党湖南省政府通缉。敌人不仅挨家挨户搜查，而且搜山。袁任远在根据地无法隐藏，但仍然坚信共产党是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是为劳苦大众所拥护的，革命一定会胜利。袁任远决心要把革命干下去，他和支队司令佘汉初、文书佘修文两同志于7月下旬离开石门南乡，去寻找党组织，以便继续开展工作。

资料图。

袁任远一行装成布贩子，利用夜晚在热水坑和羊毛滩之间通过慈利到常德的大道，秘密进入慈利县境。他们在树林里商量，决定先到离县城15里的南岳寺附近一个姓褚的熟人家里暂时落脚。这个人是袁任远在慈利建党时认识的，褚的妻子袁任远也认识。当他们来到褚家时，褚的妻子很紧张，一面谎说褚不在家，一面说这里离县城很近，外面风声紧，你们在这里住有危险。袁任远知道她是听到外面的风声害怕了，这也难怪，像袁任远这样被悬赏通缉的人，她不敢接待是不奇怪的。袁任远没有责怪她，只是很坦然地说，你不要怕，我们进来时没有人看见，只在你这里住一晚，明晨就走。如果发生事情，我们自己承担，决不连累你。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就离开了褚家，天黑时来到二坊坪的聂光国家里。聂光国是袁任远在慈利中学的同学，在武昌高等商业专门学校读书，当时正值暑假在家休息。聂光国虽然是国民党员，但是为人正派，以往同袁任远的关系还好。聂光国的妻子刘文珍是长沙女校的学生。聂家是个小地主，居住地属于丘陵地带，又比较偏僻，三面环山，山上长满了油茶树和稀疏的松树。袁任远一行去后，聂光国热情接待，将自己的住房让给他们住。住房角上有个后门通往北面的小山，一旦发生情况，他们可以随时上山。在这段日子里，袁任远几人每天光着膀子、挽起裤腿到山上晒太阳，将皮肤晒得黑黑的，和常年劳动的农民差不多。这里虽然比较安全，主人又盛情待客，但袁任远急于找党组织，不能在此久待。几个人商量后，袁任远请聂光国设法找龙潭河的叶际熙，想通过他找党组织联系。聂光国虽然与叶际熙取得了联系，但叶际熙不敢来见袁任远。原来叶际熙在慈利也不敢公开活动，只托人给袁任远送来10块钱。

通过叶际熙找党的希望落了空，袁任远开始打听姜组武的消息。得知姜组武在武汉工作，袁任远决定先去常德找他的父亲，问清地址，然后再去武汉。这时，袁任远三人仅有20块钱，只够两人到武汉的路费。商量的结果，佘修文愿意留下。于是袁任远、佘汉初将土布换成五倍子，化装成挑夫直奔常德。找到姜组武的父亲，问清住址后，两人又用卖五倍子的钱，买了便衣大褂以及一些生活日用品，打扮成学生模样，买船票去了武汉。

到武汉后，袁任远去桂军李明瑞司令部找到李明瑞当秘书的姜组武。当袁任远问他能否找到组织时，姜组武说他也失掉了联系。只知道佘爱生（佘惠，慈利县早期共产党员）在开封，张沈川（慈利县早期共产党员）在上海，但不知他们是否与党组织有联系。于是袁任远决定去开封找佘爱生，姜组武给了袁任远20块钱做路费。

袁任远故居

袁任远、佘汉初到开封后才得知佘爱生也同姜组武一样，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希望又落了空。10月的中原，天气渐凉，佘爱生倾囊相助，为袁任远两人添置了一点衣服、被褥，再也拿不出钱给他们作路费了。袁任远写信给在上海的张沈川，说自己已经失业，生活很困难，不知上海能否找到工作？张沈川明白袁任远的意思，很快回信要他到上海去。袁任远从一个平江朋友处得知好友黎宗烈也在上海，于是决定立即启程。由于没有足够的路费，只好让佘汉初暂时留在开封。从开封到上海的车费要20多元，佘爱生实在凑不够这笔车费，袁任远只好分几段走。袁任远先到徐州，找他的一位在刘峙的第一师当参谋的亲戚想办法。当袁任远到司令部找到亲戚唐芳儒时，他大吃一惊，说你怎么来了？这里戒严，你不能住。袁任远故意说，没有办法呀，是专程来找你的。唐芳儒只好给袁任远买了一张去南京的车票。在南京，袁任远又找到佘爱生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连长的弟弟佘广生。他很热情，袁任远在南京住了3天，佘广生亲自送他去上海。下车后，到四川北路找到了黎宗烈，从谈话中，袁任远得知黎宗烈已经脱党，并在国民党中央社当了记者。第二天早饭后，袁任远就到法租界拉都路找到了张沈川。此时，张沈川已经是法租界党支部书记。

袁任远历时3个月，行程几千里，备受艰辛和风险，最后在张沈川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党组织安排袁任远到上海赤色总工会任秘书，后又派他到广西，参加了著名的百色起义。

袁任远故居

袁任远简历

袁任远，原名明濂，1898年农历4月生于三官寺。1912年秋考入慈利中学，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对一些不公允的事，常抱不平。有一次，学校对一学生处理不公，悬牌记过，他和另两同学撕掉了学校的布告，砸毁了记过牌，结果，受到了学校的处罚。

1918年夏，考入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翌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参加了总罢课和爱国宣传活动。暑假返慈后，向慈利中学学生介绍“五四运动”以及长沙各校反帝爱国活动的情况，动员他们向广大群众开展爱国宣传。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激起了他关心国家大事、改造社会的热情，立志投身改造社会活动。1921年，他任湘西学生联合会主席，深感农村教育是一桩重要事情。次年，他在三官寺组织慈利第一农村阅报社，使农民有接触新文化的机会。

1922年夏，他在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通过湖南司法司司长徐仲衡（慈利江垭人）的推荐，被委任为零陵地方法院审判员。报子送委任状时，索取“喜钱”，他鄙薄当时官场的陋习，辞不赴任。

1922年8月，他到达马来西亚吉隆坡，由同学黎宗烈介绍到吉隆坡士我月小学教书。次年，转到吉隆坡尊孔中学教历史、地理课。在课堂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因而引起英国殖民当局的注意。后去缅甸仰光，在《缅甸新报》任编辑时，和《仰光日报》许苏魂（共产党员）过从较密，两人政治观点一致。这个时期，他的思想变化很大。开始由一个共产主义同情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拥护者。

1925年4月，袁由海外回到湖南。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加入国民党，成为跨党党员。中共湖南省委派他到慈利工作，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慈利县筹备委员会主任。7月底，他和张一鸣到达慈利，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组成国民党慈利县党部筹备委员会。中共湖南省委又派了几名共产党员到慈利。10月，成立中共慈利县特别支部，与此同时，还吸收一批新共产党员。年底，在全县建立了国民党的区党部。1927年初，正式成立中共慈利县委员会，袁任委员；同时成立国民党慈利县执行委员会，袁任常务委员。嗣后，县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商民协会等群众组织也相继成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

5月上旬，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召开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他和张一鸣、黎夏卿、叶际熙4人代表慈利县出席会议。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6月10日，他潜离长沙，前往武汉。6月下旬，毛泽东召集湖南各地去武汉的共产党人开会。会上，毛泽东说，有山靠山，有水靠水，号召大家回原工作的地方进行武装斗争。于是袁于7月上旬辗转回到慈利通津铺。那时，他被列为慈利四大“暴徒”之首，受到通缉，在慈利不能立足。8月初又去长沙，恰逢南昌起义之后，长沙戒严，找不到省委，复折回石门。

袁到石门后，参加石门县委，改名袁思贤，到白洋湖第六完小当教员，秘密发展党员，准备起义。

1928年春，反动派镇压了北乡、中乡的起义之后，派兵到南乡清乡，当时南乡约有共产党员百人，有组织的群众约六七百人，袁等将积极分子组成暴动队。5月上旬，石门县警备队的6名士兵，到花薮乡的寺垭铺提人罚款。袁等闻讯后及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他们开刀。约集余汉初等10余人于5月7日半夜摸到寺垭铺，将6个警备队士兵砍死并张贴罪状和标语。这次行动，拉开了南乡武装起义的序幕。紧接着，又组织夏家巷起义，砍死团总梅青圃等人。于是以花薮区、夏家巷的武装为基础，成立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以余汉初为司令，袁为党代表。起义队伍不断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扩大根据地，形成以太浮山为中心，东至临澧余氏桥，西至桃源界溪河、慈利老棚，北至石门会垭山，南至桃源盘龙桥，纵横200余里的武装割据局面。但在敌人疯狂“围剿”、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南乡武装割据为时仅三个月就失败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700余人。他和余汉初等3人乔装成布贩离开石门，辗转去上海找到张沈川，接上了党的关系。1929年2月，党中央分配他到上海赤色总工会任秘书。从此改名为袁任远。

1929年8月，中共中央派袁到广西李明瑞部工作，分配到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官。9月底，俞作柏、李明瑞通电反蒋失败，俞作柏去香港，李明瑞留在龙州，准备继续与共产党合作。中共中央派邓小平为代表，到广西准备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11月中旬，袁随同邓小平到左江检查布置工作，为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作准备。右江起义前，袁参加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他和余惠起草起义布告、告群众书、起义宣言以及标语口号。12月11日，右江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袁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1930年1月，敌人乘虚进攻百色，他带领政治部的十几名干部和一个排将进犯西门的敌人打垮。

1931年2月，部队在桂岭整编，他任五十五团政委，随红军到中央根据地后，先后任第八军政治部主任、独立十二师政委、湘赣省委秘书长、六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34年11月，任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和省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曾率领工作队配合红五十三团在溪口创建革命根据地，组建中共溪口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1935年4月又率领红十六团来到慈利三官寺组建地方游击武装，7天中扩招红军千余人。1935年10月，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1936年在长征时，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他任三十二军政委。坚定地站在党中央、毛主席一边，反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抵达陕北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任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1943年任绥德专员，他正确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绥德专区的一些开明士绅，后来都成为边区知名的民主人士，不少人还参加了边区政府的工作。如米脂的李鼎铭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绥德的安文钦是边区参议会议长。在大生产运动中，全专区粮食两年获得大丰收。当时绥德地区城乡社会秩序安定，经济繁荣。

1945年4月，袁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闭幕后，袁随三五九旅组成的南下支队东渡黄河。当时日本政府已宣布投降，时局突变，部队暂停止前进，后接中共中央电令，要该部迅速赶到东北。三五九旅抽调干部30人组成先遣队，袁是其中一员。先遣队骑马先行，日夜兼程，赶到东北局报到。中共吉林工作委员会成立后，袁任委员兼永吉地委书记。根据中共东北局指示，积极扩大部队，仅在吉林市就组建了三个纵队。这三个纵队后来编成东北民主联军独立十一师，袁任政治委员。

1946年7月，袁被调到军调部执行小组任第三十四组少将组长。1946年12月任吉林省政府秘书长，1947年8月任吉林省政府副主席。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后，任湖南省副主席。1954年，任内务部副部长，分管优抚和地政工作，后又分管农村救济工作。当发生水灾后，他都要乘船到重灾区视察灾情，慰问灾民，及时发放救济物资，妥善安排灾民的生产生活。1956年8月，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8年春，调任青海省省长。1962年底，调任中共监察委员会常委。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袁曾向专案人员介绍了一老同志三十年代被捕后在监狱和反动派作坚决斗争的真实情况，因而“造反派”诬蔑为包庇坏人，对他进行批判，并抄了家，还把他软禁起来。1969年，要袁离开北京迁往江西，林彪事件被揭露后返回北京。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其骨干分子在一段时间内仍掌握着中央的组织和人事大权，大批受迫害的老同志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纠正。袁向在中央工作的老同志反映，并联名向中央领导人写信，使老同志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袁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副书记。1982年，中共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还当选过第4届政协常委，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86年1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中共慈利县委党史研究室 供稿）